老岳在七里桥镇已经待了数年，对全镇住户的情况了如指掌。镇长看过武汉方面的公函，间他镇上有几户姓严的人家。老岳告诉镇长，全镇就一户姓严的，就是严茂仁家。他确实有个儿子，名字不清楚，抗战爆发那年报考国立武汉大学被录取，离开镇江前往武汉上学后就没了消息。不久南京沦陷，交通几平隔绝，严家屡屡向武汉大学、武汉市警局、湖北省警察厅发函电查询，均没有回应。武汉沦陷后，严茂仁曾赴武汉寻找儿子，找了两个月没找到，只得怏怏而返。 严家人还特地跑到南京和上海登报寻找儿子的下落，甚至斥金请两地着名命相师推算，都说“已殁于战火”。严茂仁终于断了念想，在七里桥镇外邢家湾祖坟为儿子建了一座空坟，至今还在。
镇长和老岳随即去了严家，先不提公函，而是拿出随公函寄来的一张严仕琰生前笔迹的照片请严茂仁辨认--这是武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从武汉大学保存的学生档案中找到的。得到确认后，方才告知情况。搞情报出身的老岳心细，起草公函回复武汉方面之后，又向镇江市政府汇报了这个情况。市领导颇为重视，责成市民政局关注此事。
武汉方面收到回复公函，派人将烈士证书专程送到七里桥。按照当时的政策，有了这个烈士儿子，严茂仁虽然还是地主成分，但已不再属于“专政对象”，而是被归入了“进步士绅”的行列。而且，镇江市民政局还向上级主管机构江苏省民政厅上报了革命烈属材料。日前传来消息说，下周市民政局将派员来镇上，为老严家挂“革命烈属”的光荣牌，原先那块“地主”木牌，自然就摘下来了。
原来如此，侦查员放心了，既然是革命烈属，那就不必担心人家不配合调查了。可是，进了严家坐定之后方才知晓，那位革命烈士的母亲安老太不在家，上周她去广州探望女儿严仕琴去了。严氏老两口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严仕琴是严仕琰的妹妹，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嫁了一个华侨名医，1948年定居广州。严氏老两口本打算去广州探望的，但那时国共内战正酣，难以成行。好不容易解放了，家里又被挂上了“地主” 牌子，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只好自认倒霉。现在“地主”牌子摘了，安老太思念女儿，不顾老伴反对，孤身赴粤看望爱女。
侦查员听说这个情况，不由得面面相觑，安老太不在，往下该怎么调查？
严老爷子见状开腔了:“老朽斗胆问-句， 三位公安同志此番来我拙荆、不知所为何事？"
裴云飞遂简述了来意，同严老爷子知不知道安老太处理旧瓷器之事。
严老爷子点头:"这事我知道，那个小老头儿来镇上收购旧货时、我去镇江城里找朋友挪头寸去了。不瞒三位说，解放后本户经过土改抄家，其实也没受多少损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早在解放前，我这点儿家底就已经被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差不多榨干净了，全家的生活仅靠小儿子在轮船公司的薪水以及女儿的贴补。本已捉襟见肘，偏偏又赶上孙儿患病，无钱医治，老朽万般无奈，只好进城去找老友挪头寸。待借得一笔钱回来，儿媳妇却已经带着孩子去镇江城里看病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拙荆把家里的古杯卖掉了两个……”
侦查员听老爷子说“卖掉了两个”，脑子里顿时产生联想--看来他家的古杯不止两个。一问，果然，老爷子说:“这种东西，我家有一缸哩！”
裴云飞瞬间有一种懵了的感觉，怎么着，这等稀罕的南宋皇室玉杯有一缸，还需要借钱给孙子治病？随便出手两个不就得了？张伯仁倒是马上明白了:“老先生，您说的这‘古杯’莫非是仿制品？”
严茂仁笑了:“若不是假货，土改抄家时哪会给老朽留下呢？"
说罢，他起身引领侦查员去了后院堆放杂物的披屋，屋里有一个被乡间称为“七石缸”的陶瓷大缸，里面放着大半缸瓷器，除了杯子，还有碗碟、大小勺子以及笔洗、笔架、镇纸等文房用品，虽是仿品，倒也算制作精细，一件件温润如玉。
那么，这些瓷器有什么来历，严老爷子为何攒了这么些？
严老爷子告诉侦查员，当年他从日本留学回国，有一个名叫兵部三郎的日本同窗同行。这主儿是个出身门阀的纨绔子弟，读书成绩可想而知，但人品还可以，喜好交友，遇事仗义，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像当时日本社会上大多数青年椰样满脑子军国主义。他在学校里结交了几位中国留学生朋友，严茂仁也在其中，而且被他认为是“最值得交往的异国友人”。严茂仁完成学业准备回国，兵部三郎宁愿放弃补考(他的成绩太差，那年没考过)，缓一年再冲文凭(也就是留级)，也要兑现之前与“严桑”的约定--由严茂仁陪着去中国江南地区看看。
兵部三郎跟着“严.桑”来到镇江，先是在镇江本地转悠，然后去南京，再就是常州、无锡、苏州、上海、杭州、鹰潭，最后到了景德镇。这时，严茂仁接到家里的急电:老母病重， 速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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