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必须立马动身返乡了。以兵部三郎的性格，他本当随行的，不巧正赶上他水土不服上吐下泻，无法上路，那就只好先留在景德镇了。这东洋少爷倒是很讲究礼仪的，当即开了一纸五十银洋的支票，硬塞给严茂仁。
严茂仁急急赶到家中，其时老母经家人跑到南京请来的名医诊治，已转危为安。严茂仁遂往景德镇发了一封电报告知情况，并询问对方的病况。兵部三郎回电说，他已基本痊愈，本想立刻赴镇江的，现在得知伯母无恙，那就继续在景德镇盘桓数日，景德镇乃是举世闻名的瓷都，他得好好转转。还叮嘱严茂仁在家里多陪陪母亲，等他游览完景德镇，就去镇江看望伯母。
过了七八天，严茂仁接到兵部三郎从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说他有要事须立刻回国，此刻已抵沪，即将登轮，不及面别，有失礼仪， 万望见谅。另有一事拜托，他在景德镇参观一处废窑时，斥资从窑主那里购下其数年前烧制的一批仿古瓷器，因景德镇无法办理海关手续， 不能直接托运回日本，故先托运至镇江七里桥镇严宅，烦请“严桑”代收。他回国处理好家事后将再度赴华，届时办理手续，将这批瓷器托运回国。
半个多月后，果然有五大箱瓷器运至镇江。 严茂仁收到货运单，即去镇江火车站提货，同时致电东京告知兵部三郎，却未见回音。后来又发了几次电报，依旧联系不上。严茂仁遂买了一口大缸，将五个木箱里的瓷器放人缸内保存。
他曾给毕业后定居日本的中国同学写信打听兵部三郎的下落，人家要么没回信，要么就是复函说“不清楚”。待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成为敌国，他生怕惹上“汉奸”嫌疑，不敢再给日本那边去信了。抗战胜利后，大批日侨被遣返回国，严茂仁也曾托其中的熟人回国后帮忙打听兵部三郎的下落，还是查无音信。就这样， 这一缸瓷器一直放到如今，已有三十余年。
土改期间农会来人抄家，大家都知道他以往对佃户、债务人比较宽厚，从来没有穷凶极恶催逼地租或债务之举，甚至因此不得不卖田典地贴补家用，料想他不会私藏浮财，抄家时对他就比较客气。这一缸瓷器本不值什么钱，严茂仁也没藏着，大大方方给农会的工作人员看了，人家一件件拿出来检查，又一件件放回去，说这也算不上剥削所得，就不必充公了。只是经过这一番拿出来放回去的折腾，难免弄碎几件。严茂仁在后院挖了个坑，把那些碎片都埋了。
裴云飞、张伯仁、丁金刚三人听了严茂仁如此这般一番陈述，又看了老爷子出示的当年那五箱瓷器的提货单，以及当场从后院地下挖出来的瓷器碎片，均认为严茂仁的说法可信。当然，这是重大案件调查，还得做一份笔录，并拍摄了那些瓷器的照片。另外，他们还出具了借条，向严家借了几件瓷器，以便进行下一步调查。
4月24日，三侦查员返回上海，下了火车没回市局，而是直奔徐汇区新乐路派出所，请所方派员把雷理娟传唤过来。之所以称为“传唤”，是因为专案组对雷氏之前的说辞产生了怀疑。
雷理娟曾告诉侦查员，她把女儿从镇江带回的那对玉杯拿到古玩店，请店方鉴别。现在看来，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古玩店方面肯定是看走了眼，或者出于某种目的，故意睁着眼说假话。但玉器和瓷器之间的区别太明显了，别说古玩店，寻常人也分辨得出来，古玩店不太可能这么明目张胆地指鹿为马。那就只有另一种可能了--雷理娟在说谎。
至于她为什么说谎，那就需要调查清楚了。 如此，往下跟雷氏的接触，就不再是对受害人家属的走访，而应将其作为调查对象来对待。
要说这雷理娟，虽是一个寻常护士，但在察言观色方面还是有两下子的。户籍警前来传唤， 她就意识到情况不妙。到了派出所，跟侦查员一照面，马上认错，说自己说了谎，骗了三位民警，她其实根本没把那对杯子拿到古玩店请人家掌眼。
女儿从镇江旧货市场淘得的那对杯子，她凭着出身典当行家庭积累的些许古玩方面的粗浅知识，一眼就看出乃是仿古瓷器。不过，仿制的工艺相当考究，材料也属上乘，应是仿古瓷器中的精品。她见女儿兴致勃勃，不忍扫她的兴，同时也动着以后女儿出嫁时冒充古玩真品作为陪嫁的脑筋--一则可以省下一笔钱钞，二则还能博个名声，遂佯称这是一对“南宋玉杯”。
廉梦妍哪辨真假，母亲说是，那就是了。女儿生性低调内向，倒是能够守口如瓶。雷氏就不同了，她作假的动机中原本就有挣面子的成分， 于是杜撰了“亡夫留给女儿一对南宋玉杯作为陪嫁”的说法，在小范围内一传播，自有好事者张扬开去。
那么，会不会是这套“虚荣的谎言”让案犯信以为真，最终导致凶案发生呢？第六组侦查员一时难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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