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关于“素质教育评价体系”的高级研讨会上，杨明宇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个旁听席位。会议桌上坐着的都是国内顶尖的教育学教授和政策制定者。他们嘴里蹦出的词汇高端而晦涩：“建构主义”、“多元智能”、“过程性评价”、“表现性任务”……
当一位教授滔滔不绝地阐述“应当废除单纯的笔试，增加学生制作手抄报、参与社区服务的学分权重”时，杨明宇终于忍不住举起了手。
主持人有些意外，但还是礼貌地点头：“杨老师，您有什么补充？”
杨明宇站起来，诚恳地说：“各位专家，刚才刘教授提的方案在大城市的重点中学确实可行。但是，在下面那些县中，甚至更偏远的农村中学，孩子们连电脑都没有，父母都在外地打工，谁来指导他们做手抄报？谁来监督社区服务？如果把这些纳入高考评价，会不会反而变成了拼家长的比赛？这会让寒门学子更难翻身。”
会议室里突然安静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尴尬的气氛。
那位刘教授摘下眼镜，用一种看外行人的怜悯目光看着杨明宇，慢条斯理地说：“杨老师，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顶层设计’，是未来十年的教育蓝图，要有前瞻性。不能因为现实中有困难，就因噎废食嘛。您讲的是执行层面的问题，那是地方教育局该解决的，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畴。”
“可是，脱离了执行的顶层设计，不就是空中楼阁吗？”杨明宇反驳道。
“杨老师！”主持人打断了他，语气虽然客气，但带着明显的警告，“时间有限，咱们还是聚焦在理论模型的构建上。您的基层经验很宝贵，我们回头会专门开会听取。下一位。”
杨明宇被晾在了那里。他看到周围那些年轻的研究员们，有的在低头记笔记，有的在交换着嘲讽的眼神。
那一刻，杨明宇明白了一件事：这里不缺理论，不缺高瞻远瞩，缺的是脚底下的泥土味。但偏偏，他们嫌泥土脏。
会议结束后，杨明宇没有回那个豪华的办公室。他一个人走出了中心大楼，坐上了拥挤的北京公交车。
他漫无目的地坐着，看着窗外的景色从繁华的CBD，逐渐变成了低矮的平房和嘈杂的城乡结合部。他在终点站下车，这里是北京郊区的一片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地。
在一所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门口，他停下了脚步。
正值放学时间，孩子们背着脏兮兮的书包冲出来，脸上挂着灰土，但眼睛里闪着光。学校的围墙上刷着“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但油漆已经剥落了大半。
杨明宇走进学校，和一个正在批改作业的年轻女老师聊了起来。
“老师，你们这儿用新课标教材吗？”杨明宇问。
女老师苦笑了一下，指了指桌上破旧的课本：“用啊，上面要求必须用。可是您看这数学书，这一章讲‘算法与程序框图’，让我们用电脑演示。我们全校就校长室有一台电脑，还是坏的。这章我只能跳过去不讲。可高考要是考了怎么办？”
“还有这英语书，”女老师越说越激动，“全是讲什么去国外旅游、定机票、西餐礼仪。我们这儿的孩子，连北京二环都没去过，他们怎么理解什么叫‘Booking a flight’？这对他们公平吗？”
杨明宇听着，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他在那个简陋的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直到天黑。他从包里拿出那个从不离身的笔记本，借着昏暗的灯光开始记录。
不再是那些高大上的理论，而是眼前看到的一切：没有电脑的计算机课、听不懂的英语听力、还有那个女老师无奈的眼神。
回到中心已经是深夜。大楼里空空荡荡，只有保安在巡逻。
杨明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打开台灯。他没有去管赵主任让他准备的“接待解说词”，而是铺开稿纸，提笔写下了一个新的标题：
《关于当前课程改革中城乡教育资源适配度严重失衡的紧急调研报告——以京郊打工子弟学校为例》
他写得很快。他把在江城一中的经验，结合今天的所见所闻，化作一行行犀利的文字。他批判了盲目追求“素质教育形式化”的倾向，指出如果不解决资源不均的问题，新课改将成为拉大阶层差距的加速器。
天亮时，报告写完了。一万两千字，字字泣血。
第二天一早，杨明宇拿着这份报告直接敲开了赵主任的门。
赵主任正喝着茶，看到杨明宇顶着两个黑眼圈进来，愣了一下：“哟，杨老师，这么拼？是给下周浙江考察团的演讲稿写好了？”
杨明宇把厚厚的一沓稿纸放在赵主任桌上：“演讲稿我还没写。这是我昨晚写的一份调研报告，关于新教材在薄弱学校水土不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紧迫，希望能提交给中心学术委员会讨论。”
赵主任拿起报告，随意翻了两页。原本挂在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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