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五年二月初二，龙抬头，长安城清明门。
晨雾未散，古老的城墙上爬满青苔，雉堞残缺处露出里面的夯土，被风雨侵蚀得沟壑纵横。城门楼下，守城老卒裹着破旧的羊皮袄，蜷缩在门洞避风处，手里捧着一碗稀粥，就着咸菜慢慢喝着。他叫赵大，在长安守了四十年城门，从黑发守到白头。
城门外，官道上稀稀落落走着几个赶集的农人，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木轮吱呀作响。远处，渭河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河边的柳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条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赵大喝了一口粥，叹了口气。
四十年了。这座城，越来越老了。老得像是被人遗忘在角落里，只有逢年过节，才会有人想起，这里曾是大汉的都城。
忽然，官道尽头传来急促的马蹄声。
赵大抬起头，眯眼望去。烟尘中，数十骑正疾驰而来。当先一人，身穿绛紫官服，腰悬金印，身后跟着的，全是羽林军装束。
他慌忙放下碗，站起身，揉了揉眼。
那队人马已到城门前。当先那人勒住马，翻身而下，朝他拱了拱手：
“老丈，敢问京兆尹府衙怎么走？”
赵大结结巴巴道：“往……往西，过了横门大街，看到鼓楼往南……”
那人点点头，翻身上马，疾驰而去。
马蹄声渐渐消失，只留下官道上飞扬的尘土。
赵大愣愣地站着，手里的粥碗已经凉了。
旁边卖饼的小贩凑过来：“赵伯，那是谁啊？好大的官威！”
赵大摇摇头，忽然想起什么，一拍大腿：
“那袍子……那袍子是绛紫色的！那是两千石以上的大官！”
小贩咂舌：“两千石？那得是多大的官？”
赵大望着那些人消失的方向，喃喃道：
“不知道。但老汉有种感觉——这长安城，要变天了。”
辰时三刻，京兆尹府衙。
新任京兆尹张既，此刻正站在府衙后院的废墟上，眉头紧锁。
这废墟，是前任京兆尹留下的“杰作”。去年一场大火，烧掉了大半个府衙，至今没有修缮。断壁残垣间，野草疯长，有几只野猫在瓦砾堆里打架，喵喵直叫。
“张府君。”身后的功曹小心翼翼地开口，“要不，先到前厅歇息？这里……这里实在……”
张既抬手打断他，指着那片废墟：
“这火烧了多久了？”
“一年多了。”
“为何不修？”
功曹苦笑：“府君有所不知，长安城，年年有火灾，年年有塌房。哪修得过来？去年府衙烧了，今岁南城塌了一片，前年东市失火，烧了三百间铺子……朝廷拨的款，年年不够用。能保住城墙不倒，就不错了。”
张既沉默。
他来长安之前，在敦煌做了五年互市监。那五年，他亲眼看着敦煌从一座边陲小城，变成丝路上最繁华的商埠。新修的街道、新挖的水井、新立的税旗、新来的胡商……每天都有变化，每天都有生气。
而长安，这座曾经的大汉都城，却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破败中苟延残喘。
“带我去看看东市。”他说。
东市在长安城东，占地三百亩，曾是天下最繁华的市场。但此刻，张既站在东市门口，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街道坑坑洼洼，到处是积水的泥坑。两侧的店铺，十间有三间关着门，门板上的漆皮剥落得斑斑驳驳。开着的店铺里，货物稀稀落落，伙计无精打采地靠在柜台上打瞌睡。路上行人寥寥，偶尔有几个，也是行色匆匆。
“这就是东市？”张既问。
功曹点点头，又补充道：“西市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些年，商人都跑洛阳去了。听说洛阳那边，新修了铜驼街，有路灯，有净水，还有四夷馆……长安这边，什么都没有。”
张既深吸一口气，转身就走。
“府君去哪儿？”
“回府衙。写奏章。”
二月十五，洛阳的批复八百里加急送到长安。
张既展开帛书，上面是刘宏的亲笔：
“长安乃高祖龙兴之地，光武中兴之基。虽为西京，不可轻废。准奏。以将作大匠陈墨所呈《长安翻新疏》为据，循旧制，修旧如旧，务使西京重光。”
循旧制，修旧如旧。
张既看着这六个字，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天子没有让他像洛阳那样“推倒重来”，而是要在保持长安原有格局的基础上，进行修缮和翻新。
这意味着，那些纵横交错的经纬街道，要保留；那些古老的里坊格局，要保留；那些前朝留下的宫殿台基，也要保留。
但这也意味着，不能像洛阳那样大刀阔斧地拓宽街道、拆除民房。只能在原有的框架里，做精细的修补。
他召来陈墨派来的将作监匠师——一个四十来岁、满脸精干的中年人，姓李名规，据说是陈墨的得意门生。
“李匠师，这‘修旧如旧’，怎么修？”
李规取出一卷图纸，铺在案上。图上画的是长安城的现状图，密密麻麻标注着每一条街道、每一座里坊、每一处宫殿的尺寸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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