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渐渐亮了起来，远处传来几声鸡鸣，炊烟从村中一户户人家的屋顶上袅袅升起。村里人陆陆续续起床了，有人在田里劳作，有人在喂鸡喂猪，也有人站在自家门口，远远地看着村口这三位即将远行的汉子。
阿秀躲在屋里，一个人边烧柴火，一边抹着眼泪。
没有人来送行，也没有人高声告别。在这个穷苦的小山村，离别是常事，也是最无力的事。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一去，山高水远，凶险难料，谁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可他们也知道，这些汉子，是为了家里的生计，为了孩子的未来，为了那或许永远也触不到的“好日子”，才咬牙踏上了这条未知的路。
李大山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家——那几间低矮的泥草屋，烟囱里正冒着淡淡的炊烟，那是阿秀在烧早饭，孩子们应该还没有醒来。
他深吸一口气，弯腰挑起了行李，稳了稳肩上的担子，然后直起身，对张铁柱和王长根点了点头。
“走吧。”
三个汉子，迈开了脚步。
他们的背影，在晨曦中显得格外坚定，也格外孤独。
李大山的儿子小虎，此时站在山坡上，这孩子昨夜就睡不着，他听到父亲的出门，就一个人跑上山，看着大人们离去。
他想喊：“爸，你别走”，可他喊不出来，孩子蹲在地上也在哭，号啕大哭。
脚下的泥路延伸向远方，穿过稻田，越过山梁，通向山外的世界——通向广州府，通向那片他们从未去过、却寄托了全部希望的远方。
或许，这一去，便是命运的转折；
或许，这一别，便是永世的分离。
但此刻，一无所有的他们，只能往前走。
为了家为了那或许存在的“百亩良田”。
中国人啊，祖祖辈辈，从古至今，都在种地。
一块地，一头牛，一把锄头，几间泥草屋，就是一家人的全部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寒来暑往，年复一年，代代相传。土地，是命根子，是饭碗，是根，是家，是希望，也是归宿。
可奇怪的是，太平年月越久，反而大多数百姓，会慢慢穷困下去。
不是因为不勤劳，不是因为不耕种，而是“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土地随着灾荒，战乱，甚至强取豪夺，渐渐不在自己手里了。
起初，一家人勤勤恳恳，守着几亩薄田，虽不富裕，却也饿不着，衣衫虽破，却有瓦遮头。但年景总有起伏，有的年头旱，有的年头涝，收成不好，便借粮、借钱。借的时候，是万般无奈；还的时候，却要加上利钱，利滚利，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还不上怎么办？只能拿地去抵。
慢慢地，田没了，地卖了，只剩下力气，去给地主当佃农，去租种那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交上五成、六成，甚至七成的租子，一年到头拼死拼活，剩下的只够勉强糊口。
再后来，连租种的机会都没有了，只能去给富户做长工，打短工，或者背井离乡，去城里做苦力，拉板车，挖矿，进工厂，做最苦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住最破的棚，吃最差的饭。
而那些土地呢？集中到了谁的手里？
皇上？不，皇上高高在上，他拥有天下，却并不真正“拥有”每一寸土地。
士大夫？官员？贵族？他们才是真正的“地主”。
他们或承袭祖上田产，或通过科举入仕后兼并土地，或利用权势巧取豪夺，或放高利贷迫使农民典当田地。他们穿着绫罗绸缎，住着深宅大院，餐餐有肉，仆从成群，而他们财富的根基，正是那千千万万农民手中失去的一块块田地。
还有那些有知识的人——读书人、商人、乡绅，他们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也参与到了这场无声的掠夺之中。他们知道土地的重要，也知道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但他们更知道，土地意味着财富，意味着权力，意味着地位。
于是，历朝历代，只要和平的越久，土地兼并就越厉害，而且愈演愈烈。
牛野是慢慢懂得，不外卷，就内卷！
西方列强向外扩张，用殖民地，用股票来圈住大量资本，不断对外扩张。
而大清，在疯狂内卷，资本没有出路，那怎么办？买地！不断的买地，直到买到国家崩溃，万民起义，再次洗牌为止！
每一次改朝换代之初，新皇登基，天下初定，国家手里有兵权。这时往往都会施行一些“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劝课农桑”的政策，鼓励农民回归土地，甚至会武力“均田”“限田”，抑制豪强，杀个滚滚人头，强制把土地分给农民，让耕者有其田。
老百姓若是没了地，接下来就是造反，这是所有统治者都心知肚明的事。
历史上，一次次的农民起义，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黄巢、李自成、洪秀全，喊出的口号里，总少不了一句——“均田地！”或“有田同耕，有饭同食！”
因为老百姓心里最朴素的愿望，就是能有块自己的地，能种上粮食，养活一家老小，不再受饿挨冻，不再看人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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