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不在乎。
他只是在心中默默地对自己说：“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他们的炮声响起，我就会立刻竖起白旗。只要我抵抗了，哪怕只抵抗了一刻钟，我的后世之名就不会背负‘懦夫’的骂名。至于这座城，这些人……就随他们去吧。”
他抬起头，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眼神空洞。他不知道，就在他盘算着如何优雅地投降时，那决定他命运的风暴，已经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做出了最终的抉择。
今夜的熊本城被雨打得发亮。海风带着盐味钻进回廊，灯火在风中摇晃。人人都在低声说中华国的舰队要来，而且多半先打熊本。
城里的粮草还有，城墙也有年头了，硬扛肯定扛不住。可细川齐兹心里明白，一旦开门投降，我这个藩主立刻就成了九州的笑柄；往后史书怎么写我、子孙怎么看我，全都完了。与其背着“懦夫”的名声活下去，不如在城头亮出刀，让天下人看看，“熊本不是任人拿捏的”。
在日本这套规矩里，名声比命还重。别人看不见、议论不到，那叫“没事”；一旦被看见、被指指点点，那就是“奇耻大辱”。所以做事不是看自己良心安不安，而是看别人怎么看、会不会记在心里。对藩主来说，名誉就是命根子；丢了名誉，比丢了命还难受。正因为这样，不战而降是天大的耻辱，很多人宁可一死，也要把污名洗清；
反过来说，只要真刀真枪拼过，哪怕只拼了一刻钟，也能算尽忠守节，不至于被钉在耻辱柱上。
这不是贪生怕死，是算账，细川齐兹要保住名，名在，藩运就在；名没了，一切都没了。
他让人把内丸守好，妇孺进去，男人披甲上城。城门只留一门，旗号高高挂起，告诉所有人：“我还在，熊本还在”。
等炮声真的来了，细川齐兹就亲自上天守阁擂鼓。
能多拖一刻，就多拖一刻；找个合适的时机，再谈降不降。
这样，熊本一族在历史上留下的，就不是“开门揖盗”的懦弱，而是一场体面的抵抗。
只要细川齐兹战过，哪怕只一刻钟，也能对得起熊本这块牌子，对得起藩主这个名分。
熊本藩主心里明白得很：上一回肥前之所以败，不是城不坚、兵不多，而是上了陈阿生的当，这个蠢货在开阔地和对方野战，被对方的炮火和步兵包了饺子。
这一回，他绝不再上当。他已吩咐下去：城门只留一门，外丸多设拒马、壕沟与火油桶，内丸妇孺尽入，武士披甲登城，旗帜高悬、擂鼓不绝。他要的不是赢，而是把时间拖住，拖一时便好。
他给自己也算了一笔账：打不赢中华国，可只要熬过这一阵，九州风向或许就变了，诸藩的援手也会来。至于能不能活下来，那是后话；先把“名”保住，才谈“命”。
他心里也清楚，自己多半只是混个“零三”，零伤亡、零溃败、零失范的名声，只要城头还在、旗号未倒，他就能在史书里落个“守土有责”的评语。他不指望奇迹，也不奢望奇谋，只求把每一刻都变成筹码。他让人把粮仓封好、井水备足、伤药分派到各队，命令“守而不战、战而不出城”。
城外纵有千军万马，他也不出城野战半步。他要让陈阿生明白：熊本不是刀下鱼肉，佐贺城，是能咬人的城。
至于陈阿生这个人，他并不真正了解，甚至连对方在信里说过什么、都不大记得了。
他更相信自己的城、自己的兵、自己的名声。他甚至产生了一种近乎天真的念头：一旦开炮，他随时可以竖起白旗，到时只要把城门打开，让对方“体面地”进来，他就能把这一仗定性为“虽败犹荣”。
在他的逻辑里，真正的耻辱不是败，而是不战而降；只要他战过，哪怕只战了一刻钟，他就能把“投降”洗成“议和”。
雨还在下，风把旗角吹得猎猎作响。熊本藩主披上甲，走上天守阁。他把手心放在刀柄上，心里却异常平静。他对自己说：撑住今天，就多一分活路；撑住明天，就多一分名分。至于后天会怎样，他不敢想，也不愿想——想得太多，就会听见城外那越来越近的炮声。
此刻，他只需要做一件事：守住这座城，守住这面旗，守住他自己的名。
1825年7月10日，晴空万里。
天色刚翻出鱼肚白，萨摩藩南部的渔村便被一阵异样的风惊醒。海平线上，黑压压的船影如同乌云翻卷，桅杆密密麻麻，风帆如云，旌旗在咸湿的海风里猎猎作响。
老练的渔夫嘉平把舵一偏，让小船贴着浪尖掠过去，近了些才看清：那不是一两艘商船，也不是幕府的朱印船，而是一支望不到头的舰队。
风帆与硬帆交错，侧舷一排排黑洞洞的炮口，在晨光里泛着冷光。嘉平的手心全是汗，他顾不得收网，调转船头，像被海流推着一般往鹿儿岛方向奔。背后，海面像被犁开了一道巨大的沟，浪头拍得小船直打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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