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当天,洪堡大学主楼的礼堂清晨六点就亮起了灯。
徐卓远和封瑶是最早到的。昨晚他们特意住在学校附近的酒店,免得迟到。推开礼堂大门时,工作人员还在调试投影仪,空气中飘散着咖啡和新鲜打印资料的油墨香。
“紧张吗?”封瑶轻声问,将围巾仔细地叠好放进包里。
“有点。”徐卓远诚诚地笑了笑,握了握她手手,“但更多的是期待。”
重生前,任何公开场合的发言对他都是负担——那些投射来的目光,无论欣赏还是质疑,都会让他本能地抗拒。但此刻,看着礼堂里逐渐成型的展板、屏幕上滚动的中德双语文案、桌上摆放整齐的名牌,他感到的是一种分享的迫切。
七点整,团队陆续抵达。陈然拎着两大袋早餐分给大家,安娜带来了她连夜制作的年表展板,舒尔茨教授西装笔挺,罕见地系了条红色领带。
“今天会有几家媒体,”舒尔茨教授兴奋地说,“包括《南德意志报》和德新社。王老先生已经在路上了,他女儿陪同。”
七点半,第一位参会者抵达——是个银发德国老人,拄着拐杖,手里拿着打印的议程。
“我是汉斯·魏瑟,”他自我介绍,“我的祖父曾在汉阳铁厂工作过三年。”
徐卓远立刻想起在资料中见过的这个名字:“您是埃里希·魏瑟的孙子?”
老人眼睛一亮:“你们知道我祖父?”
封瑶从资料夹中取出那张1925年的合影复印件。汉斯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上年轻祖父的面容,眼眶湿润:“这张照片,我家里也有。祖父直到去世前,还常说起在中国的那段时光。”
陆陆续续,礼堂坐满了人。有洪堡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的师生,有当地华侨,还有几位从其他欧洲国家专程赶来的学者。林静教授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接入,她的影像出现在主屏幕一侧。
八点整,工作坊正式开始。
舒尔茨教授简短致辞后,徐卓远作为项目协调人上台。聚光灯打在他身上时,台下有片刻的安静——这个曾经孤僻的学霸,此刻站在台上,姿态从容而开放。
“各位早上好。今天我们要讲的,不仅是技术史,更是关于人的故事。”徐卓远开口,声音平稳清晰,“关于那些跨越国界、语言、战争而依旧相连的心灵。”
他身后的屏幕亮起,第一张幻灯片是并排的两张照片:一张是1923年德国工程师穆勒在德累斯顿家中的工作室,另一张是同一年中国工程师王在绍兴家中的书房。两张照片里,书桌的摆设惊人相似——都有计算尺、手绘图纸、一盏煤油灯,甚至同样摆放着一盆绿植。
“技术会过时,机器会淘汰,”徐卓远继续说,“但人类对进步的渴望、对交流的向往、对和平的追求,这些永远不会过时。”
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找到封瑶,她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展示中,团队每个人轮流发言。陈然演示了数据库的可视化检索,安娜讲述了在博物馆档案库的发现,封瑶则解读了那些中德文信件中的情感脉络。每个环节结束后都有提问时间,徐卓远不再像重生前那样简短应付,而是认真倾听每个问题,引导团队成员共同解答。
十点钟,王老先生的到来将气氛推向高潮。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穿着深蓝色中山装,步履稳健地走上台。他的女儿在一旁搀扶,但他轻轻摆了摆手,示意自己可以。
“我小时候,祖父的书房里总挂着一张德国地图,”王老先生开口,带着绍兴口音的普通话在礼堂回荡,“上面用红笔标出了十几个城市。祖父说,这些地方,都有他的朋友。”
他从随身布包里取出一个铁盒,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叠用丝绸包裹的信件,最上面还有一枚褪色的徽章。
“这是埃里希·魏瑟先生离开中国时,送给我祖父的礼物——一枚柏林工业大学的校徽。”王老先生举起徽章,“祖父一直珍藏着,说这是‘知识的桥梁’。”
台下,汉斯·魏瑟站了起来,声音哽咽:“我祖父也有一枚中国徽章,是王先生送的。他一直别在最喜欢的那件外套上。”
两位老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跨越三代人的情谊在这一刻具象化。礼堂里响起热烈的掌声,不少人在擦拭眼角。
茶歇时间,徐卓远正和几位德国学者交流,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是他父亲。
“爸?”徐卓远惊讶地迎上去,“您怎么来了?”
徐教授风尘仆仆,但精神矍铄:“请了三天假。这么重要的时刻,我想在现场。”他拍了拍儿子的肩,“你妈妈那本笔记,我带来了。觉得亲自交给你更好。”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深蓝色布面笔记本。封皮已经磨损,但保存完好。徐卓远接过时,手微微颤抖。
翻开第一页,熟悉的清秀字迹映入眼帘:“技术是冰冷的吗?不,它承载着创造者的温度。”落款日期是1985年3月,那时母亲还是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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