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些积弊，武泽苍并非没有尝试改变。他凭借着自己超越时代的见识和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开始推行一些在他看来是“常识性”的改革。
他首先下达口谕，并通过中书省发出明文要求：以后所有奏折，必须言简意赅，直陈其事，开门见山，减少甚至避免不必要的虚文客套和引经据典，力求用最简洁的语言说明问题、提出诉求或建议。
然而，习惯的力量是强大而顽固的。许多浸淫官场数十年的老臣，早已将那种华而不实的文风刻入了骨髓。他们写的奏折，虽然表面上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大段歌功颂德，但字里行间依旧充满了各种隐晦的奉承和拐弯抹角的表达，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显示对皇帝的尊重和自己的文采。改变一种沿袭了数百年的文风，非一日之功。
他又尝试进行权力下放，将一些常规性、重复性、非关键性的事务，比如地方官员常规考核的初步评定、小型工程经费的审核、普通案件的复核等，授权给中书省的官员先行阅览，并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称为“票拟”），他只需要最终审阅、认可或用朱笔稍作修改即可。这在他看来，是提高效率、解放自己的必要手段。
但此举立刻引来了轩然大波。以几位御史言官为首的守旧派大臣，纷纷上疏劝谏，言辞激烈。他们认为，批阅奏章是皇帝独享的权力，是“乾纲独断”的体现，将此权“假手于人”，哪怕是中枢近臣，也是“怠政”的开端，长此以往，必会导致皇权旁落，奸臣窃柄。他们抬出“祖宗成法”，引用历代因权臣擅权而导致的祸乱，试图将武泽苍的改革扼杀在摇篮里。
他甚至异想天开地试图建立一种类似“每日简报”的制度，要求各地督抚、重要边将，将辖区内最重要的军政信息，每日以最简短的文字摘要，通过专门的快马信道汇报上来，以便他能及时掌握天下动态。
但这个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包括李慕、张世安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臣的委婉反对。理由很现实：以目前的交通条件和通信技术，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驿站系统无法支撑如此高频次、大规模的信息传递，人力、物力成本将是天文数字，而且信息的保密性和准确性也无法保证。这个超前的构想，在现实条件面前，只能无奈搁浅。
“陛下，此事关乎朝廷体统与礼制，非同小可，需交由礼部、太常寺会同详议，方可定夺…”
“陛下，此乃军国重事，牵扯甚广，非臣等所能擅专，利弊权衡，还需陛下圣心独断…”
“陛下，祖宗之法，乃历代先皇智慧结晶，维系朝纲之根本，不可因一时之便而轻言变革啊…”
他的耳边，时常回荡着这样或委婉或直白的劝诫之声。他感觉自己仿佛陷入了一个巨大无比、由无数规则、惯例、人情世故和既得利益编织成的粘稠泥沼之中。每当他想要迈出一步，推动一点改变，四面八方就会涌来无形的阻力，拉扯着他，试图将他重新拉回那个固有的轨道。
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就像一艘构造复杂、年代久远的巨舰，正沿着数百年形成的强大惯性，缓慢而沉重地向前航行。他这个刚刚掌舵的新船长，想要让它稍微提速，或者改变哪怕一丝航向，都需要耗费远超想象的心力，去对抗那无处不在的摩擦力与保守力。挫败感与无力感，如同阴冷的潮水，一次次漫上他的心头。改革之路，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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