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高考，满是鲜明的时代印记。
报名处每天都在上演悲喜剧：
有38岁的老知青因为超龄被拒，当场昏厥在报名点；有谎报年龄的插队青年，在政审时露了馅，红着眼眶离开；初试考场里，三十多岁的考生盯着试卷，双手抖得厉害，钢笔尖把纸都戳破了；有人把志愿表当成“天书”，竟把“考古系”错看成“煤矿勘探”专业；某省的物理卷里出现了苏联教材的原题，会俄语的考生一下子成了“黑马”；体检时，有个女生因为查出肺结核被刷下，她拿着X光片，对着太阳看了整整一天，眼泪把片子都打湿了……最终570万考生走进考场，录取率只有4.8%，相当于每个考场里，只有前两排的人能考上。
这些故事，都成了那个年代最难忘的集体记忆。
一场紧张的考试过后，吴骞的神经一直绷着，连续好几晚都做着同样的梦：梦里他走进正式考场，监考老师正用热水化开冻住的墨水，卷子上的油墨香混着考场里淡淡的霉味，窗外飘着皑皑白雪。
他握着笔，突然想起五年前那个批斗老师的下午，而此刻笔下解的，正是当年那位被说成“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师，偷偷教给他的洛必达法则。
高考的神秘感越来越浓，吴骞攥紧了手里的课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管多难，都要抓住这改变命运的机会。
1977年11月，当全国考生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高考挑灯夜战时，安徽省淮南市教委教研室里，一场关乎无数人命运的“特殊任务”正悄然拉开序幕。
“快！马上回家，准备30斤全国通用粮票！”上午九时许，中教科科长黄明诗风风火火地闯进教研室，打破了原本的宁静。
冬日的阳光懒洋洋地洒在堆满资料的办公桌上，化学教研员王家声正攥着《安徽日报》看得入神，头版“我省高考12月10日开考，采取分省自主命题” 的黑体标题格外醒目。
王家声抬头，满脸疑惑：“开会？啥会这么急？还要30斤粮票？这得开多久啊？”
他放下报纸站起身，看着黄明诗焦急的神色，心里泛起嘀咕——往年参加教研会议，至少提前几天会收到通知，哪有这么仓促的？
“省教委紧急开中学教材研讨会，要从咱们淮南抽一名化学老师、一名地理老师，市教委定了，化学组派你去！”黄明诗抓起王家声桌上那只还冒着热气的大搪瓷缸，仰头 “咕咚咕咚” 灌了好几口浓茶，茶水顺着嘴角往下滴，他都没顾上擦。
“教材研讨会？至于这么急吗？我还得准备啥？”王
家声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在教研系统待了十几年，从没见过这么反常的阵仗——没有正式文件，只有口头通知，还催着立刻出发，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他隐约觉得，这“研讨会”恐怕没那么简单，只是黄明诗不便明说，只能靠自己琢磨。
“别问了！现在就回家，带30斤全国通用粮票和生活用品，今天必须赶到合肥报到！” 黄明诗把搪瓷缸“哐当”一声撂回桌面，茶水溅出来洒了一地，他转身就往外跑，还不忘回头喊：“抓紧时间，别耽误了！”
王家声端起还在晃悠的搪瓷缸，试着喝了一口，“噗”的一声又喷了出来——茶水烫得他舌尖发麻，呲牙咧嘴半天。他实在纳闷，黄明诗刚才是怎么忍着烫把茶灌下去的。
情况紧急，容不得多想。
王家声赶紧收拾手提包，骑上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往家赶。
到家后，他先翻出家里的积蓄，跑到粮店兑换 30 斤全国通用粮票——要知道，那时候城镇居民一个月的口粮定量也就30斤，这意味着会议很可能要开一个月！
接着，他手忙脚乱地打包衣物、洗漱用品，还把平时常用的化学教研资料塞进包里，生怕到了合肥用得上。
临出门时，王家声才想起没跟爱人交代。
他急得满头大汗，从墙上撕了张旧挂历纸，潦草地写了几句：“临时去合肥开教研会，带了30斤粮票，勿念”，又用两个沉甸甸的茶碗把纸压在桌上——既怕风吹走，又怕家里的老鼠啃了。虽然知道这担心有点多余，可做完这些，他心里才踏实了些。
背着鼓鼓囊囊的大包，王家声挤上公交车去火车站。车里人挤人，他被夹在中间，包硌得肩膀生疼，却连动都动不了。
好不容易坐上火车，听着车轮 “哐当哐当” 的规律声响，他悬着的心才渐渐平复。
闭目养神时，王家声开始琢磨这趟行程：离高考开考只剩二十来天，正是考生最紧张的时候，省教委为啥要在这时候开“教材研讨会”？还一下子要带一个月的粮票？而且报到这么仓促，连具体会期都不说…… 他越想越觉得，这事肯定跟高考有关，可没有证据，只能在心里打鼓。
下午三点多，火车抵达合肥。王家声背着包一路打听，赶到省教委，却被告知报到地点在长江饭店——那可是当时合肥市最好的宾馆之一，平时只有重要会议才会安排在那。他心里更疑惑了：一个普通的教材研讨会，至于这么隆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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