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处长叮嘱大家 “早点休息,注意身体”,又说第二天上午八点会有大客车来接大家去新的会议地点,却没说具体是哪儿。王家声心里的疑团更大了,可也没敢多问。
第二天早上八点,大客车准时停在饭店门口。
王家声跟着众人上车,车子一路驶出市区,往郊区开去。
走了两个多小时,车才停下来。
车门打开,大家下车一看,都愣住了——眼前是一片壮观的水库,周围群山环绕,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得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
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舒城县的龙河口水库,也就是现在的万佛湖。
老师们被安排住在水库管理处的招待所,就在水畔的山岗上。
这里松柏郁郁葱葱,环境特别幽静。站在招待所的小广场上眺望,开阔的水面波光粼粼,远处的山峰倒映在水里,再加上山间缭绕的云雾,美得像一幅水墨画。王家声心里暗叹:这么僻静的地方,倒真适合干些需要保密的事。
省教委还派了一个三人工作组,跟车一起来了。
领队的是个四五十岁的同志,穿着中山装,看着沉稳干练;还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负责安全保卫,整天不苟言笑;最后一个是刚分配到教委的工农兵大学生,负责大家的伙食,总是笑眯眯的。
短暂的午休过后,全体老师在招待所的会议室开会,由领队主持。他清了清嗓子,神情突然变得庄重起来:“同志们,昨天说开教材研讨会,是为了保密。
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咱们这次来,是为1977年安徽省高考命制试题!”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瞬间鸦雀无声,接着响起一片低低的吸气声 —— 大家终于明白过来,难怪行程这么神秘,原来肩负着这么重要的使命!
王家声心里的疑团彻底解开,既激动又紧张——他竟然能参与恢复高考后第一年的命题工作,这可是关乎无数青年命运的大事!
领队接着说:“国家决定,今年高考由各省自主命题。
各位都是全省挑出来的优秀老师,任务就是命制出公平、科学的试题,选拔出真正的人才。” 他还详细讲了恢复高考的意义,强调命题工作一定要严谨,还要求大家在 11 月底前完成任务。
最后,领队神色严肃地宣读保密条例:“第一,命题地点和工作内容绝对保密,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家人;第二,封闭期间,不准跟外界联系,不能写信、打电话、发电报;第三,没批准,不能擅自离开驻地。”
会议开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散会后,老师们都很激动,互相讨论着任务。
王家声回到房间,看着窗外的水库,心里沉甸甸的——十年动荡,教育秩序被打乱,好多知识都断代了,考生们备考难,他们命题更难。
既要保证试题能选出人才,又要保证公平,还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教育水平差异,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他也知道,这是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信任。
从那天起,一场隐秘的 “战斗” 正式开始了。
老师们每天在会议室里讨论、琢磨试题,从早忙到晚,连吃饭的时候都在交流思路。
王家声和化学组的老师一起,翻遍了各种教材和资料,反复推敲每一道题,生怕出一点差错。他们知道,自己笔下的每一道题,都可能改变一个考生的命运,容不得半点马虎。
水库边的日子很单调,却也很充实。每天清晨,王家声都会沿着水库边的小路走一圈,呼吸着新鲜空气,梳理当天的命题思路。
看着平静的水面,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试题命好,不辜负国家的信任,不辜负那些渴望改变命运的考生。
八个学科组被分到了八间独立房间,每间约莫二十平方米,格局一模一样,简陋得让人咋舌。
三张上下铺的双层床占了大半个屋子,床板上只铺着薄薄一层稻草垫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却能看出洗得发白的布料;房间中央摆着一张掉漆的办公桌,配着四把缺了腿又用木块垫着的椅子——这就是老师们工作加起居的全部地盘。
王家声把行李往上铺一扔,坐下时椅子 “吱呀” 响了一声,他赶紧起身,生怕把椅子坐塌了。
命题工作的第一阶段是酝酿准备,说简单点就是统一思想、定好命题原则,再把教材和考试大纲啃透。这活儿听着容易,做起来却难。
老师们每天一睁眼就扎进教材里,连吃饭都捧着书,以前备课都是按自己学校的情况来,可这次不一样,得考虑全省考生 —— 城里的、农村的、插队知青、工厂工人,教育基础天差地别,试题必须对所有人都公平。
王家声私下跟化学组的陈德宾老师说:“这活儿跟‘破茧成蝶’似的,得把以前的老思路全抛开,重新琢磨。”
没成想陈老师一拍大腿:“我也这么想!咱们这是给千万人搭命运的桥,可不能掉以轻心!”
为了统一尺度,大家把带来的资料全堆在办公桌上。
相同的教材归到一起,比如全国通用的《工农业基础知识》;那些地方编的、内容五花八门的资料,就成了重点研讨对象。
有本从山区中学带来的化学课本,里面还夹着晒干的花瓣当书签,知识点讲得浅,例题全是跟种地、烧窑相关的,王家声他们翻着书,都忍不住叹气:“山区孩子学的跟城里差太多了,试题得照顾到这些情况。”
命题的唯一依据就是那份《考试大纲》,薄薄几页纸,大家却翻得快破了。化学组的几个人围在桌前,逐字逐句分析:“‘掌握常见元素的化合价’,这个得考,基础中的基础”“‘理解化学方程式的配平’,不能出太复杂的,简单的置换反应、分解反应就行”。每一条都要讨论半天,生怕漏了重点,又怕超了范围。
最让人头疼的是把握试题难易度。
难了,大部分考生都是“文革” 期间学的,基础差,考不出来,选拔不出人才;简单了,又体现不出高考的选拔性,国家要的是真才实学的人。
有天晚上,化学组讨论到半夜,习老师拍着桌子说:“我觉得得有基础题,也得有拔高题!基础题占七成,让大部分人能拿到分,拔高题占三成,选出尖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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