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雨的爸爸是村里土生土长的老农，托了早年的一点人情，在公社里谋了个差事，说是“编制”内的正经工作，在外人面前能抬起点腰杆，可实际上，连个芝麻大小的干部都算不上。
他今年快六十了，背早就驼得像座小土丘，常年的农活和熬夜熬得他眼窝深陷，手脚也不利索，在公社里就只负责守夜打更，每天夜里披着那件洗得发白、打了三个补丁的旧棉袄，攥着一个电池快耗尽、光线昏暗的手电筒，在公社大院里一圈圈转，敲着那只掉了漆的铜梆子，“咚——咚——，平安无事喽”的吆喝声，在寂静的夜里能传出去半条街，可挣的工分，还不如队里一个年轻社员干一天活多。
刚认识舒雨那会儿，知青点的几个人一闲下来，就爱凑在土坯房的炕沿上，七嘴八舌地聊起彼此的父母，语气里藏着几分攀比，也藏着几分不易。
当时丁倩端着搪瓷缸子，喝了一口带着涩味的粗茶，随口问舒雨：“舒雨，你爸是做啥的啊？看你平时穿得比我们整齐点，是不是在城里上班？”
舒雨听见这话，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那是她洗得发毛的蓝布褂子袖口，耳根子唰地一下就红透了，连脖子都泛着不正常的粉色，尴尬得手足无措。
她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支支吾吾地答非所问，嘴里含糊地念叨着“还在继续战斗，为公社做贡献”之类的空话，眼神躲闪着，故意把话题扯到了地里的收成上，生怕丁倩再追问一句。
其实，丁倩当时早就知道舒雨爸爸的工作了——公社里的那些干事、会计，闲下来就爱聚在墙角嚼舌根，舒雨和她那个“守夜打更”的爸爸，就是他们嘴里最常提起的笑话。
那些人抱着胳膊，斜着眼睛，语气里满是嘲讽：“你看舒家那丫头，整天装得人模狗样的，以为她爸多厉害呢，不就是个守夜打更的老东西？夜里冻得缩脖子，白天连口热饭都未必能吃上，还敢在知青面前摆架子，真是虚荣到骨子里了。”
那时候，丁倩听着这些闲话，心里确实有点反感舒雨的虚伪，暗地里忍不住琢磨：何必呢？你爸就算是打更的，那也是凭力气挣工分，干干净净，至少不是被人踩在脚下的“四类分子”。
更不像她的爸妈，都是大学里的老师，被打成了“臭老九”，被人戳着脊梁骨骂，连抬头做人的资格都没有，舒雨有什么好尴尬、好藏着掖着的？
可此时此刻，看着舒雨红着眼眶、声音发颤的模样，听着她一字一句说出心里的委屈，丁倩心里的那点反感，早就烟消云散了，只剩下满满的同情，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得她胸口发闷。
她太懂这种滋味了——不是不够努力，不是不够优秀，甚至比那些能拿到大学指标的人还要拼命，可到头来，还是输在了“出身”上，输在了没有一个能给自个儿撑腰的爸爸。
丁倩在心里重重地叹了口气，暗暗想道：唉，舒雨啊舒雨，你跟那些顺顺利利拿到大学指标的青年，唯一的差别，就是你爸不是个“长”，手里没有那种能一手遮天的权力，不能给你铺好路、打招呼罢了。
“你爸干什么的？”这句话，在那个年代，就像是一句淬了冰的灵魂拷问，不管是初次认识的陌生人，还是朝夕相处的队友，总会不由自主地张口就来，仿佛这是衡量一个人高低贵贱的唯一标准。
所以，刚到公社插队的时候，丁倩总是刻意回避与人交谈，每天除了上工、吃饭、睡觉，就躲在知青房的角落里看书，生怕旁人问起这句话，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说爸妈是“臭老九”，只会被人看不起、被人排挤，上工的时候被故意安排最累最脏的活，甚至连一口热饭都抢不到；不说，又瞒不住，公社里的政审一次比一次严格，她的家庭成分，早晚都会被人扒得一干二净。
直到后来，她的家庭成分被一次次政审，她的所有信息，包括爸妈的罪名、家里的住址，在旁人眼里都成了透明的，就像没穿衣服的光腚人一样，没有任何秘密可言，那句“你爸干什么的”的拷问，才渐渐消停了下来。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舒雨今天这么一说，又让她重温了那种深入骨髓的尴尬和屈辱，熟悉得让人心酸，眼眶瞬间就发热了。
“拼爹”这东西，似乎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别样文化，从古至今，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从未断绝。
门当户对，门第之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还有那句流传千古的不甘呐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可呐喊归呐喊，悲愤归悲愤，现实却依旧残酷得让人窒息，容不得半分侥幸。
那个年代，青年人的前途，从来都不在于自己的个人表现，不在于你多能吃苦、多能读书，而是被家庭成分牢牢锁死，关键就在于他们的父母是干什么的，手里有没有权力。
父母清贫如洗，世代贫农，那就是最好的出身，不管你能力如何，只要根正苗红，一切都好说；可要是父母有“罪”，是“臭老九”“四类分子”，那孩子也得跟着遭殃，一辈子抬不起头，连追求梦想的资格都没有，甚至连找个好对象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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