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门声更急了,咚咚咚的,像是要把门砸破:开门呀……还给我……
阿杰突然冲向阳台,一把拉开窗帘。对面楼的灯光照进来,亮得刺眼。我们看见窗台上趴着个黑影,米色风衣的下摆垂在窗外,被风吹得轻轻晃动,像只折断的翅膀。她正低头往屋里看,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听见动静,她缓缓抬起头——眼角的淤青在黑暗里发着青黑色的光,像块腐烂的肉,嘴角咧到耳根,露出半截牙龈,白森森的,像是有只无形的手在她身后,使劲往上掰她的嘴角。
找到啦……她笑着说,声音里带着股满足的诡异。
我们连夜搬去了阿杰老家,在郊区的一个村子里,院子里种着棵老槐树,晚上能听见虫鸣。临走时,老周来送我们,手里攥着张泛黄的报纸,边角都卷了。就是她,他指着报纸上的照片,黑白的,照片上的女人梳着马尾,眼角确实有块淤青,看着触目惊心,她男人后来跑了,据说是欠了赌债,案子到现在没破。她的耳环,当年警察在楼下花坛里找到一只,另一只一直没找着。
我盯着报纸上的照片,女人的笑容很温和,完全不像电梯里那个笑得诡异的女人。突然,我想起沙发底下那只耳环的挂钩——是掰断的,断面很不平整,像是被人硬生生扯下来的,带着点铁锈色的痕迹。
搬家公司的车刚开出小区,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10楼的窗口站着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远远看去像个黑点,正朝我们挥手。电梯口的显示屏亮着,橘黄色的清晰可见,在晨光里像块凝固的血。
后来从以前的邻居那儿听说,那栋楼的电梯总在半夜自己升到10楼,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特别清楚,像在等人。有次老周带着维修工去检查,打开轿厢门时,看见里面有件米色风衣,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角落,衣角沾着湿泥,还带着那股挥之不去的霉味。
老周没敢碰,找了张纸包着,拿到楼下空地上烧了。
烧的时候,风衣缩成一团火,火苗是青绿色的,发出女人的哭声,尖细刺耳,像有人用指甲刮玻璃,听得人头皮发麻。火灭了之后,地上只剩一摊水,渗进土里,很快就没了痕迹。还有一只银色的耳环,挂钩是断的,躺在灰烬里,被晨露打湿,闪着冷冷的光。
现在我再也不敢住高层,更不敢在晚上坐电梯。每次在街上看见穿米色风衣的女人,都会下意识地躲开,心脏像被一只手攥住,喘不过气。总会想起那个笑——眼角的淤青被扯得发白,嘴角咧到耳根,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那笑容里爬出来。
阿杰说我留下了后遗症,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但我知道,她还在找。
找另一只耳环,找那个男人,找一个说法。
而那部老电梯,至今还会在半夜升到11楼。没人知道11楼有什么,除了她。或许在她心里,11楼是个能让她等下去的地方,等那个该给她说法的人,一步一步,走进那部永远在下行的电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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