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门声更急了，咚咚咚的，像是要把门砸破：开门呀……还给我……
阿杰突然冲向阳台，一把拉开窗帘。对面楼的灯光照进来，亮得刺眼。我们看见窗台上趴着个黑影，米色风衣的下摆垂在窗外，被风吹得轻轻晃动，像只折断的翅膀。她正低头往屋里看，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听见动静，她缓缓抬起头——眼角的淤青在黑暗里发着青黑色的光，像块腐烂的肉，嘴角咧到耳根，露出半截牙龈，白森森的，像是有只无形的手在她身后，使劲往上掰她的嘴角。
找到啦……她笑着说，声音里带着股满足的诡异。
我们连夜搬去了阿杰老家，在郊区的一个村子里，院子里种着棵老槐树，晚上能听见虫鸣。临走时，老周来送我们，手里攥着张泛黄的报纸，边角都卷了。就是她，他指着报纸上的照片，黑白的，照片上的女人梳着马尾，眼角确实有块淤青，看着触目惊心，她男人后来跑了，据说是欠了赌债，案子到现在没破。她的耳环，当年警察在楼下花坛里找到一只，另一只一直没找着。
我盯着报纸上的照片，女人的笑容很温和，完全不像电梯里那个笑得诡异的女人。突然，我想起沙发底下那只耳环的挂钩——是掰断的，断面很不平整，像是被人硬生生扯下来的，带着点铁锈色的痕迹。
搬家公司的车刚开出小区，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10楼的窗口站着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远远看去像个黑点，正朝我们挥手。电梯口的显示屏亮着，橘黄色的清晰可见，在晨光里像块凝固的血。
后来从以前的邻居那儿听说，那栋楼的电梯总在半夜自己升到10楼，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特别清楚，像在等人。有次老周带着维修工去检查，打开轿厢门时，看见里面有件米色风衣，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角落，衣角沾着湿泥，还带着那股挥之不去的霉味。
老周没敢碰，找了张纸包着，拿到楼下空地上烧了。
烧的时候，风衣缩成一团火，火苗是青绿色的，发出女人的哭声，尖细刺耳，像有人用指甲刮玻璃，听得人头皮发麻。火灭了之后，地上只剩一摊水，渗进土里，很快就没了痕迹。还有一只银色的耳环，挂钩是断的，躺在灰烬里，被晨露打湿，闪着冷冷的光。
现在我再也不敢住高层，更不敢在晚上坐电梯。每次在街上看见穿米色风衣的女人，都会下意识地躲开，心脏像被一只手攥住，喘不过气。总会想起那个笑——眼角的淤青被扯得发白，嘴角咧到耳根，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那笑容里爬出来。
阿杰说我留下了后遗症，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但我知道，她还在找。
找另一只耳环，找那个男人，找一个说法。
而那部老电梯，至今还会在半夜升到11楼。没人知道11楼有什么，除了她。或许在她心里，11楼是个能让她等下去的地方，等那个该给她说法的人，一步一步，走进那部永远在下行的电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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