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瑶放下手中的急报，指尖在案几上轻轻敲了两下。荆南的案子需要人手，但她不能立刻分心。昨夜翻完那批前朝残卷后，她心里一直压着一件事。
宫中藏书阁的《礼乐志》缺了三卷，地方上报的族谱十有八九是重抄的格式文书，连敦煌一带流传的古歌谣都变了调。她记得河东老艺人唱过一段“破阵”，词句断续，像是从祖辈嘴里漏出来的碎片。
她起身走到柜前，抽出一份标注“太学院旧档”的卷宗。纸页泛黄，边角磨损，但字迹清晰。三代礼器铭文旁，有人用小字注了一行民间童谣——“击鼓三声祭春耕，铜铃响处拜天星”。这和她在灾后村落听到的农谚几乎一样。
天还没亮透，政事堂外已有脚步声。她亲自开了门。
三人站在台阶下。为首的老人须发皆白，穿一件洗得发灰的青袍，是周明德。他原是太学院学正，因反对新政被免职多年。旁边女子身形清瘦，背着一个皮质长匣，目光直视前方，是柳清霜。最后一位男子披着西域式样的褐巾，手里拎着一具包裹严实的琵琶，名叫康延寿。
李瑶请他们入内，命人备茶。
“今日请三位来，不为别的。”她说，“我想知道，我们的根，还剩多少。”
周明德低头看着自己带来的竹简，手指抚过上面的刻痕。“老夫教《礼》四十载，如今能背全篇的，只剩两个学生。乡间祭礼早不用古仪，连‘三献’都省成了烧纸磕头。”
柳清霜打开皮匣，取出几张拓片铺在桌上。“这是我祖父留下的壁画摹本，莫高窟第十七窟西壁原有《百工图》，画了织机、锻铁、制陶。现在只剩半幅，颜料剥落，匠人也不知去向。”
康延寿拨动琵琶弦，试了试音。“龟兹乐谱我带回来了六卷，可会弹的不到五人。前年我在凉州遇见一位老乐师，临终前把曲子口述给我，但节奏、节拍都没法记准。”
堂内一时安静。
李瑶站起身，走到墙边挂起的地图前。这不是军用舆图，而是她让人整理的一张“文化遗存分布图”。红点稀疏，集中在中原几地，北疆、西南几乎空白。
“你们看到的，我也看到了。”她说，“不是没人管，是不知道怎么管。有人说战乱之后先稳民生，有人说等兵事平定再谈文事。可要是等下去，有些东西就没了。”
她转身面对三人。“我要做一件事：查清所有现存技艺、典籍、仪式，列成名录。活下来的，登记授徒；快断的，立刻抢救；已经失传的，尽力复原。”
周明德抬头看着她。“殿下要动国库？”
“要。”她说，“还要调禁宫档案、地方志、私家藏书。凡涉及文化传承者，一律开放查阅权限。”
柳清霜问：“若地方官敷衍呢？”
“我会派人去查。”李瑶说，“不是派官员，是派暗部的人。他们会扮作游方郎中、货郎、说书人，走村串镇，拍下碑文，录下老匠人口述，带回实物样本。”
康延寿点头。“这法子好。百姓对官差有防备，但对走街串巷的人不设防。”
当天下午，三人各自领了任务。周明德负责整理礼乐制度与经典文本，柳清霜主攻壁画、篆刻与手工技艺，康延寿则梳理音乐、舞蹈与外来文化交流。
李瑶没有停步。
三天后，她亲自去了河东郡。
那里还有一支被称为“破阵乐”的舞队，据说是前朝军中鼓舞士气所用。如今只剩两人，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
村子在山腰，路不好走。她步行进村时，两位老者已在祠堂前等候。一人拄拐，另一人坐在小凳上，腿脚不便。
他们跳了一段。
动作缓慢，节奏错乱，乐器只有半套锣鼓和一支裂了缝的笛子。曲谱是凭记忆默写的，缺了三分之一。
跳完后，老人们喘着气坐下。其中一个说：“我们三个兄弟，最小的那个去年走了。他记得下半场。”
李瑶没说话，只是让随行人员把整个过程录了下来。
回程路上，她写了一份奏疏。
“声断则魂散，技亡则根枯。今观‘破阵’残舞，如见先民之勇气将熄。非仅一艺之失，乃国魄之损。”
她提了三条建议：一是设立“非遗工坊”，由国库出资供养濒危技艺传承人，每人每年发放粮米布匹，并要求收徒传艺；二是组织学者团队，对现存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性普查与记录；三是鼓励融合创新，在保留核心内涵的前提下，允许使用新材料、新技法、新表现形式。
奏疏递上去当天，李震批复同意。
一个月内，第一批二十个工坊在各地挂牌。有织锦的，有铸钟的，有唱戏的，也有做泥塑、扎灯、雕木的。每位匠人每月领取固定补贴，条件是必须收至少两名学徒，且每季度提交教学记录。
李瑶又召集一批年轻文人，办起“新文艺试创会”。她提出“三守三创”原则：守礼乐之核、守文字之统、守民风之淳；创表达之形、创传播之法、创应用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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