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晨光，带着刺骨的寒意，勉强穿透笼罩磐石谷的薄雾。训练场上，呵出的白气瞬间凝成霜花，但比天气更冷的，是萦绕在每一名战士心头关于弹药的焦虑。日常的操练依旧热火朝天——刺杀、格斗、越野，喊杀声震天响。然而，当训练科目进入到最关键的实弹射击时，整个场地的气氛瞬间为之一变，一种近乎神圣的凝重感弥漫开来。
这早已不是寻常的训练，而是一场关于珍惜与克制的仪式。战士们以班为单位，轮流进入简陋的靶位。每人领到的，不是压满的弹夹，而是区区三发黄澄澄的子弹。这些子弹被手心的汗浸湿，被反复摩挲得光滑，它们是每个人最后关头的“保命符”，珍贵程度远超任何金银。没有口令，班长只是沉重地点头。战士们屏息凝神，据枪、瞄准，扣动扳机的动作缓慢而郑重，仿佛每一次击发都承载着千钧重量。 “砰！”“砰！” 零落而稀疏的枪声，在空旷的山谷中显得格外孤单，远不如喊杀声有气势。更引人注目的是枪响之后的情景：每一名战士射完最后一发子弹后，不是立即起身，而是迅速拉开枪栓，小心翼翼地从滚烫的枪膛里取出空弹壳，像对待易碎的珍宝般，吹散热气，仔细擦拭，然后郑重地放入腰间一个特制的布袋里。回收弹壳，已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本能和纪律。
哨兵执勤更是将这种匮乏体现到极致。在“一线天”隘口、在崖顶的隐蔽哨位，哨兵枪膛里那孤零零的五发子弹，是警戒的底气，更是与阵地共存亡的最后决心。每一颗子弹的指向，都关系着根据地的安危。这种“有枪无弹”的潜在危机感，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一名指挥员的心头。
战斗缴获曾是补充弹药的主要途径，但如今也日渐枯竭。小股日伪军携带弹药有限，大规模战斗风险极高，且缴获的弹药型号五花八门，“三八大盖”的6.5mm有坂弹、“中正式”的7.92mm毛瑟弹、汉阳造的圆头弹……混杂使用不仅影响精度，更易引发故障。更严峻的是枪械本身的损耗。连续的战斗、长途跋涉、恶劣的环境，都在无情地消耗着这些宝贵的武器。
老兵马宝田的经历是缩影。傍晚，他坐在窝棚口，就着最后一点天光，擦拭着他那支保养得油光锃亮、视若生命的“中正式”步枪。这支枪跟随他南征北战，击毙过不少鬼子。他熟练地分解枪机，用蘸了少量枪油的布条仔细清理每个部件。然而，当他的手指触摸到撞针尖端时，脸色骤然一变。他凑近眼前，借着微弱的光线反复查看，又用指甲轻轻刮拭——一道细微但清晰的横向裂纹，赫然出现在撞针的根部！马宝田的心猛地一沉，脸色瞬间灰暗。撞针断裂意味着步枪变成烧火棍，在下一场战斗来临时，他将失去最重要的伙伴。他默默合上枪机，抱着步枪，望着暮色沉沉的山谷，眼中充满了无奈和深切的焦虑。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枪膛磨损导致精度下降、抓子钩断裂造成退壳不畅、小零件丢失……这些问题层出不穷，每一支枪的“病倒”，都意味着一名战斗员的战力大打折扣。
严峻的形势迫使林烽必须迅速做出决断。在指挥部那间烟雾缭绕的溶洞里，一次气氛凝重的军事会议连夜召开。老赵、赵铁锤、各连连长以及后勤主管悉数在场，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忧色。
老赵将一支撞针断裂的步枪和一小堆型号各异的空弹壳放在粗糙的石桌上，声音沙哑：“支队长，兄弟们，情况大家都清楚。咱们的枪，越打越老；咱们的子弹，越打越少。照这个趋势下去，鬼子再来扫荡，咱们就只能拼刺刀了！可刺刀再利，也顶不住机枪大炮啊！”
李文推了推眼镜，补充道：“修枪，咱们还能想想土办法。可这子弹……打一颗少一颗，是消耗品，咱们自己造不了，就是无源之水啊！”
林烽一直沉默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等大家说完，他站起身，目光锐利地扫过每一个人，声音低沉而充满不容置疑的力量：
“兄弟们，老赵和李文说的，就是咱们眼下最要命的问题！弹药，就是咱们的命根子！ 枪坏了，咱们还能想办法修修补补，可子弹打光了，咱们就是没牙的老虎，只能任人宰割！等上级补充？远水解不了近海！靠缴获？那是撞大运！等、靠、要，都救不了咱们！”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更加坚决：“出路只有一条——自力更生！ 咱们必须，也一定能，自己想办法造出能打响的子弹！这不是异想天开，是逼上梁山，是唯一的活路！”
他最终拍板：“双管齐下！第一，立刻成立修械所，集中力量修复损坏枪械，保证咱们手里的枪能打响！第二，成立弹药复装攻关小组，由李文负责，攻克技术难关，实现子弹的‘再生’！这是死命令，再难也要拿下！”
命令下达，雷厉风行。修械所的选址定在距离生活区稍远、靠近溪流和铁匠铺的一处天然岩壁下，这里相对僻静，便于排水和取材，叮当的敲打声也不至于影响营地休息。队员们利用砍伐的木材和茅草，依托岩壁搭起了一个勉强遮风挡雨的简易工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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