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句本应传唱千古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即将从李白口中吟出时,我,一个来自千年后的灵魂,却抢先一步,在他耳边低语了七个字。
江风带着水汽和秋日的凉意,掠过黄鹤矶头,吹动了诗仙李太白宽大的衣袍。他凭栏远眺,大江如练,烟波浩渺,汉阳城的树木,鹦鹉洲的芳草,都在薄暮中染上一层凄迷的金色。我站在他身侧三步之外,心脏却如擂鼓般狂跳,几乎要撞破胸腔。
就是这里,就是此刻。历史的节点,正被我这个不速之客牢牢踩在脚下。
李白的目光,久久凝视着楼上那面斑驳的墙壁,上面是崔颢墨迹未干的新诗——《黄鹤楼》。他看得极其专注,嘴唇微动,似在无声咀嚼着每一个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那诗气象苍茫,感情悠远,尤其是尾联“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将时空的渺茫与个人的旅愁完美融合,已达绝唱之境。
我亲眼见到李白眼中那炽热的创作火焰,在崔颢诗作的磅礴气势面前,一点点收敛,化为一种复杂的、带着惊叹与不甘的欣赏。他身旁的朋友,那位同来登楼的仕宦,已备好了笔墨,只等诗仙挥毫,留下又一传世佳作。
周围聚拢了些许游人,屏息静气,等待着。空气仿佛凝固,只有江风呜咽。
我知道,下一秒,那句标志着文坛佳话,也标志着诗仙此次“搁笔”的慨叹,就要诞生了。
就在李白深吸一口气,微微摇头,即将开口的瞬间——我动了。我向前踏出一步,并非鲁莽地冲撞,而是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仿佛被诗境感染而不自觉的靠近。我的声音压得极低,确保只有他和他近旁的朋友能隐约听见,那声音里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穿越时空的沙哑与洞悉:
“格律…太伤气象。”
话音落下的瞬间,时间仿佛真的停滞了一瞬。
李白已到嘴边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被硬生生噎了回去。他猛地转头,那双原本带着些许无奈和释然的星眸,骤然锐利起来,如同两道电光,直直射向我。他身旁的朋友更是愕然张大了嘴,看看我,又看看墙上的诗,仿佛听到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言论。
我承受着这足以让常人胆寒的目光,努力维持着面上的平静,甚至带着一点读书人常见的、对学问的执拗。我微微躬身,行了一礼,姿态不卑不亢:“晚生冒昧,惊扰先生雅兴。只是…只是观先生方才神游物外,心与景接,似有磅礴诗情蓄势待发,却因壁上珠玉在前而沉吟…晚生斗胆妄言,窃以为诗之魂在于气象格局,而非字字拘于格律方圆的削足适履。”
我这番话,半文半白,既点明了我观察他已久,又直接抛出了我的核心观点——质疑当下逐渐严谨化的格律对诗歌宏大“气象”的束缚。这在开元年间,虽非石破天惊,但也足够引人侧目,尤其是出自一个看似普通的年轻士子之口。
李白没有立刻斥责,他眼中的锐利稍稍收敛,化为一种更深沉的探究。他上下打量着我,我的衣着普通,面容因穿越而来的营养不良而略显清瘦,但眼神清澈,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近乎笃定的沉稳。
“哦?”李白尾音微微上扬,带着一丝兴趣,“听你口音,非本地人。你读得懂崔司勋这首诗?”他指了指墙壁。
“崔司勋此诗,怀古伤今,气脉贯通,确是佳作。”我坦然承认,随即话锋一转,“然其妙处,在于情与景的自然流泻,如江河流淌。晚生所言‘格律伤气象’,并非指崔诗,而是…而是一种感慨。若作诗者心中自有雄奇壮阔之境,却因斤斤于平仄对仗而自断其臂,收敛其气,岂非可惜?譬如先生,若心有所感,又何必因前人佳作在前,便敛藏锋芒?”
我在赌,赌李白骨子里那份不羁的浪漫主义,那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与自信,会对这种打破束缚的理论产生共鸣。
果然,李白的神色动了动。他没有接我的话,反而问道:“你是何人?”
“小子李昀,自蜀中游学而来。”我报上早已准备好的化名和来历。
“蜀中…”李白重复了一句,他自身也有蜀中经历,这无形中拉近了一丝距离。他不再看我,又将目光投向那烟波浩渺的江面,喃喃自语,“气象…格律…削足适履…” 他似乎在品味这几个词的分量。
他那位朋友却有些按捺不住,开口道:“这位小友,此言差矣。格律乃诗之筋骨,无筋骨不成体统。崔诗之妙,正在于情志与格律相得益彰…”
一场小小的、即兴的诗歌辩论,就在这黄鹤楼头,崔颢诗前,展开了。我凭借着远超这个时代的文学史观和诗歌理论,小心地挑选着词汇,既不过分惊世骇俗,又能切中要害。我谈“意象”的营造重于字词的工巧,谈“境界”的开拓优于典故的堆砌,甚至隐隐提及诗歌的“音乐性”本质与固定格律之间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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