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把南州市公安局的红砖楼染成暖橙色，林砚抱着刚整理好的“菜窖女尸案”档案，站在二楼走廊的窗边，指尖还残留着旧纸张的粗糙触感。楼下传来自行车铃铛声，几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的民警说说笑笑地推着车下班，车筐里装着给家里买的青菜和馒头，烟火气顺着风飘上来，让他恍惚又真切地感受到——1985年的南州，是他现在必须扎根的地方。
“林砚，发什么呆呢？”李建国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烟草和汗水混合的味道。老队长手里攥着个搪瓷缸，缸沿磕出了白边，里面泡着的茶叶舒展着浮在水面。他走到林砚身边，顺着他的目光看向楼下，“第一次办正经案子就破了，心里琢磨啥呢？”
林砚回过神，把档案递过去：“李队，案宗我重新核对了一遍，证人证言和物证清单都补全了，张强的审讯记录也按您说的标了重点。”他顿了顿，还是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就是觉得……现在办案太依赖经验了，要是能有更系统的现场勘查流程，或许能少走些弯路。”
李建国接过档案翻了两页，指尖在“泥土矿物质成分分析”那栏停住，抬头看他的眼神里多了几分赞许：“你小子脑子活，这点比老赵他们强。不过你刚过来也知道，局里就这么点条件，连个正经的勘查箱都凑不齐，想搞系统流程，得慢慢来。”他喝了口茶，话锋一转，“但你提的这个方向没错，我已经跟局领导汇报了，说咱们队来了个懂‘新方法’的年轻人，后续争取申请点经费，先把基础工具配上。”
林砚心里一暖。他原本以为李建国只是认可他的能力，没想到老队长还记着他随口提的建议，甚至主动向上争取资源。这种不带私心、只想着把案子办好的坦荡，让他想起警校里的导师，也让他对这个时代的刑侦队伍多了份归属感。
“对了，”李建国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张纸条递给他，“明天开始，你跟小王一组，去辖区的几个家属院排查盗窃线索。最近老有居民反映丢东西，多是手表、粮票这些贴身物件，你们重点走访一楼和顶楼的住户，看看能不能找到作案规律。”
林砚接过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三个家属院的名字，都是南州老城区的老式红砖楼。他点头应下：“放心李队，我明天一早就过去。”
“别光想着办案，也跟小王多学学。”李建国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在辖区待了五年，哪家有独居老人，哪家刚搬来新住户，门儿清。办案不光靠技术，跟老百姓处好关系，才能拿到真线索。”
林砚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他穿越前在警校学的都是现代刑侦技术，犯罪侧写、DNA比对、监控分析这些，但到了1985年，没有这些科技加持，“人熟、地熟、情况熟”反而成了最管用的办案手段。李建国的提醒，像是给他提了个醒——想要在这个时代做好刑警，既要守住现代刑侦的专业底线，也要学会融入这个时代的办案逻辑。
等李建国走后，林砚抱着档案回了宿舍。这间十平米不到的小屋，除了一张铁架床和一张木桌，就只有一个掉漆的衣柜。他把档案放进衣柜最上层，打算明天交给内勤归档，手指却在衣柜角落摸到个硬邦邦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个用红布包着的铁盒子。
红布已经洗得发白，边角处磨出了毛边。林砚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里面没有贵重物品，只有一张黑白照片和一本泛黄的工作证。照片上的男人穿着警服，眉眼和他有七分相似，身姿笔挺地站在老公安局门口，胸前的警号清晰可见——那是他的父亲，林卫东。
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字迹遒劲有力：“1978年冬，仓库纵火案，待破。”
林砚的手指轻轻抚过那行字，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穿越过来这些天，他虽然接收了原主的记忆，知道父亲是因公牺牲，但关于“仓库纵火案”的细节，原主的记忆里只有模糊的碎片——好像是父亲在调查一起仓库失火案时，遭遇了嫌疑人的袭击，最后没能抢救过来，而那起火灾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至今没个定论。
他拿起旁边的工作证，翻开第一页，就是父亲的照片和信息：林卫东，1950年生，1968年参加工作，历任南州市公安局民警、刑警队副队长，1978年12月因公牺牲，追记个人三等功。工作证的最后几页，还夹着一张皱巴巴的现场勘查记录，上面只写了“仓库起火点位于西北角，现场发现疑似煤油瓶碎片，未找到嫌疑人踪迹”这几行字，后面的内容像是被撕掉了，只剩下参差不齐的纸边。
“爸，”林砚对着照片轻声说，“我不知道这起案子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也不知道你当年到底遇到了什么危险。但现在我也穿上警服了，跟你一样成了南州的刑警，这个案子，我一定会查清楚。”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楼道里传来其他民警回宿舍的脚步声，夹杂着收音机里播放的评书声。林砚把照片和工作证放回铁盒，重新用红布包好，放进衣柜最深处。他走到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新的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下两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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