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南州风裹着冰碴子，刮在脸上生疼。林砚裹紧了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手里攥着市局开的介绍信，跟在李建国身后往邮电局走。两人踩着积雪，脚印在柏油路上陷出浅坑，远处传来供销社门口“处理滞销棉鞋”的吆喝声，倒让这肃杀的早晨多了点烟火气——可这份热闹，跟他们要办的事半点不沾边。
“真要查老吴？”李建国的声音被风吹得发颤，他抬手抹了把脸上的雪，眉头拧成疙瘩，“他跟我跑案子十年，当年抓偷牛贼，他替我挡过一棍子，腿上现在还留着疤呢。”
林砚没接话，只是把介绍信又理了理。纸上“查询刑警队吴志强同志家属院电话近期通话记录”的字样，被他指尖焐得发潮。他知道李建国的难处，老吴是队里的老人，平时话不多，脏活累活抢着干，谁也不愿相信“内鬼”会是他。可从码头行动走漏消息，到“虎哥”每次都能提前躲掉排查，所有线索都隐隐指向这个看似老实的老刑警。
邮电局的玻璃门蒙着层薄霜，推开门时，一股混合着煤烟和油墨的热气扑面而来。柜台后坐着个戴老花镜的会计，正低头扒拉算盘，听见动静抬头，看见李建国的警服，才慢悠悠放下算盘：“李队？又是来查电话的？”
“张会计，麻烦您。”李建国把介绍信递过去，语气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涩然，“查老吴家那部电话，从上周三到这周一的所有通话。”
张会计哦了一声，转身从柜子里抱出厚厚的牛皮本——那是家属院长途电话的登记薄，每通电话的拨打时间、被叫号码、通话时长，都用蓝黑墨水一笔一划记着。“你们刑警队最近事儿多，前儿还有人来查码头那边的电话呢。”他一边翻本子，一边絮叨，“现在这电话是方便，可也麻烦，啥事儿都能从这线儿上漏出去。”
林砚凑过去盯着本子，视线在“吴志强家属”那栏来回扫。一页页翻过，大多是打给乡下亲戚的，时长都在三五分钟，唯有上周四下午两点十分那通，备注栏写着“南州港家属院3栋2号”，通话时长1分20秒。
“这个号码……”林砚指着那行字，心脏猛地跳了一下——南州港家属院3栋2号，正是“虎哥”情妇刘梅的住处！他记得清清楚楚，上次潜伏码头时，王大叔提过一嘴“虎哥有个相好的，住港里家属院，平时不怎么出门”。
李建国也凑了过来，目光落在“1分20秒”上，脸色瞬间沉了。1分20秒，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刚好够把“刑警队三点去码头抓你”的消息说清楚。他伸手想摸烟，手伸到一半又停住，指节攥得发白：“张会计，能确认是老吴家里人打的吗？”
“那错不了。”张会计推了推老花镜，“家属院的电话都是按户登记的，这号就是老吴家的，那天是个男的接的，声音有点哑，报的就是吴志强的名字。”
从邮电局出来，风更紧了。李建国没说话，闷头往前走，军靴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像是在跟自己较劲。林砚跟在他身后，看见他耳尖冻得通红，却没像平时那样抱怨冷——他知道，老吴的这通电话，像根刺扎在了李建国心里。
回到警局时，办公室的煤炉正烧得旺，苏晓蹲在炉边烤手，看见两人进来，赶紧起身：“怎么样？有线索吗？”她手里还拿着个搪瓷缸，里面泡着菊花茶，热气袅袅地往上飘。
李建国没应声，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个旧笔记本——那是他记案子的本子，封皮都磨破了。他翻到有老吴名字的那页，上面记着“83年抓偷牛贼，吴志强腿受伤”“84年帮群众找孩子，连续熬两夜”，一笔一划都是他的心血。
“晓儿，你上次说，老吴手腕上有个金属手链？”林砚突然开口，打断了李建国的怔忡。
苏晓愣了一下，随即点头：“对，就是上次勘查码头时，我看见他挽袖子擦汗，手腕上戴着个黄铜的手链，上面刻着个‘虎’字——跟之前在码头小混混身上见过的一模一样，都是那种劣质货。”
这话像颗石子投进水里，李建国猛地抬起头：“你咋不早说？”
“我当时以为就是个普通手链……”苏晓有点委屈，又补充道，“后来我问过队里的小王，他说老吴以前从不戴这些东西，就是这两个月才突然戴上的。”
林砚走到桌边，拿起桌上的“警员去向登记本”——那是个牛皮纸本子，每天谁出去、去哪、几点回，都要手写记录。他翻到上周四那页，老吴的登记栏写着“去城郊走访证人，下午四点回”，可城郊的证人他们后来问过，说那天根本没见过老吴。
“李队，咱们得设个局。”林砚的手指在登记本上敲了敲，眼神清明，“老吴要是真跟虎哥有关系，肯定会盯着咱们的行动。咱们不如故意放出消息，说今晚要去码头东侧的废弃油库搜赃款，看看他会不会通风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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