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的煤炉快灭了，炉子里的蜂窝煤只剩下一层暗红。李建国捏着搪瓷杯，杯沿的茶渍圈叠着圈，目光死死盯着桌上那张“警员去向登记本”，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老吴不可能是内鬼！”他猛地把杯子顿在桌上，茶水溅出来，在登记本上晕开一小片湿痕，“我带了他十年，他当年抓小偷时替我挡过刀，怎么会跟虎哥那种人渣勾结？”
林砚站在桌对面，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纸——那是他昨天去城郊走访后，证人王婶的笔录。纸角被他捏得发卷，声音却依旧平稳：“李队，我没说老吴一定是内鬼，但他的去向有问题。”
他把笔录摊开，指着其中一行：“案发当天，老吴登记的是‘去城郊走访证人王婶’，但王婶说，她那天从早到晚都在地里摘棉花，根本没见过老吴。而且，码头派出所的同志说，那天上午十点多，有人看到老吴的自行车停在虎哥情妇家附近的巷口。”
“那能说明什么？”李建国的声音拔高了些，办公室里其他警员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偷偷往这边看，“老吴可能是绕路办事，也可能是看错人了！你不能凭这点就怀疑自己人！”
林砚知道李建国的脾气，老刑警重情义，老吴又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这份信任不是轻易能动摇的。他深吸一口气，走到煤炉边，添了块新的蜂窝煤，火苗“噼啪”一声窜起来，映亮了他脸上的认真：“李队，我比谁都希望老吴是清白的。但虎哥那次能提前逃脱，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我们查了三天，只有老吴的行踪对不上，这不是巧合。”
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另一张纸——那是从市局档案科调出来的“虎哥团伙涉案人员关系图”，上面用红笔圈出了虎哥情妇刘梅的名字：“刘梅家的固定电话，上个月只有两通陌生来电，一通是案发前一天，一通是案发当天上午十点半，通话时间都只有一分多钟，像是在报信。”
“查电话单！”李建国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去邮电局，把老吴家的电话记录调出来，要是跟刘梅家的号码没关系，这事就算了。”
林砚心里松了口气，他知道李建国这是松口了。要在1985年查私人电话记录可不容易，得市局开介绍信，再去邮电局找专门的档案员翻台账——那些记录都用钢笔写在厚厚的牛皮纸本子上，一叠叠堆在阴暗的储藏室里，找起来得费不少功夫。
第二天一早，林砚和苏晓拿着市局的介绍信，骑着自行车去了城南的邮电局。十月的风已经带了凉意，苏晓裹了裹外套，跟在林砚身边：“你说，老吴真的会是内鬼吗？我之前跟他一起出过现场，他看起来挺正直的。”
林砚踩了踩自行车踏板，避开路上的坑洼：“人心隔肚皮。我们做刑侦的，不能凭感觉下判断，得靠证据。”
邮电局的储藏室在二楼，窗户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阳光透进来，能看到空气中浮动的颗粒。档案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大爷，戴着老花镜，听完他们的来意，叹了口气：“你们要查的是七月份的记录吧？那得在最里面的架子上，你们小心点，别碰倒了。”
架子上堆满了牛皮纸本子，每本都标着月份和片区。林砚和苏晓蹲在地上，一本本翻找。本子上的字迹密密麻麻，有的还被水浸过，模糊不清。苏晓的手指被纸边划破了，她随便用纸巾擦了擦，继续找：“你看这个，‘7月15日，南州路32号（老吴家地址），通话号码：’。”
林砚赶紧凑过去，拿出之前记着刘梅家电话的纸条——上面写的正是“”。他的心脏猛地一跳，赶紧看通话时间：“上午十点二十五分，通话时长一分二十秒！”
苏晓也瞪大了眼睛：“这时间，刚好是案发前半小时！”
档案员大爷凑过来看了看，咂了咂嘴：“这号码我有印象，是城郊那边的，好像是个女人家用的，之前还来交过话费。”
林砚把这一页的记录抄下来，又让大爷盖了邮电局的公章，才和苏晓匆匆离开。骑车回警局的路上，苏晓突然说：“对了，上次勘查码头的时候，我看到老吴手腕上戴着一个劣质的金属手链，跟虎哥团伙里那些小喽啰戴的一模一样。当时我还觉得奇怪，老吴平时不戴这些东西的。”
林砚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这些线索串起来，老吴的嫌疑几乎已经跑不掉了。
回到警局，林砚直接去了李建国的办公室。李建国正在抽烟，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看到林砚手里的通话记录，他的身体僵了一下，声音沙哑：“结果怎么样？”
林砚把记录放在他面前：“老吴家7月15日上午十点二十五分，给刘梅家打了电话，通话一分二十秒。苏晓还看到，老吴戴过虎哥团伙成员常戴的手链。”
李建国拿起记录，手忍不住发抖。他看了很久，突然把记录摔在桌上，狠狠踹了一脚椅子：“这个混蛋！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带了这么个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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