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里，窗玻璃蒙着一层薄灰，阳光透进来时，在满桌的案卷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林砚手指捏着一张皱巴巴的“警员去向登记本”，指腹反复摩挲着12月18日那行字迹——“老吴：城郊走访证人张桂兰，上午9点出发，下午4点归队”，笔尖在“张桂兰”三个字旁边画了个圈，墨痕晕开一小片。
“林小子，你盯着这登记本半天了，能看出花来？”李建国把搪瓷杯往桌上一顿，杯底的茶渍蹭在木纹里，他掏出烟盒抖出两根烟，一根扔给林砚，“老吴跟我十年了，当年抓走私犯时还替我挡过一刀，怎么可能是给虎哥通风报信的人？”
林砚接住烟没点燃，夹在指间转了半圈：“李队，我没说老吴一定是内鬼，但虎哥那次逃脱太蹊跷了。我们明明是提前半小时出发去码头油库，按说没人会知道行动时间，可虎哥偏偏在我们到之前十分钟跑了——除了队里人，谁能这么精准地掌握消息？”
他起身走到墙边，把一张南州码头地图钉在木板上，用红笔圈出三个点：“这是我们的集结点，这是油库位置，这是虎哥逃跑的河边小路。虎哥要想从油库逃到河边，必须提前知道我们的路线，不然他不可能刚好避开所有巡逻的同事。”
李建国猛吸了口烟，烟蒂烫到手指才惊觉，他把烟摁在满是烟痕的烟灰缸里，眉头拧成疙瘩：“可老吴那天的登记是‘走访证人’，张桂兰是去年码头伤人案的目击者，之前一直不配合，他去做工作也合情合理。”
“我昨天去城郊找过张桂兰了。”林砚从文件袋里掏出一张笔录纸，推到李建国面前，“张桂兰说，12月18号她根本没见过老吴，那天她去邻村走亲戚了，她家邻居也能作证。而且——”他顿了顿，声音压得稍低，“我查了老吴的自行车里程表，18号那天只走了12公里，从市局到城郊张桂兰家往返得25公里，这里程对不上。”
李建国捏着笔录纸的手猛地一紧，指节泛白。他盯着纸上“张桂兰签名”的字迹，又抬头看了看登记本上老吴的记录，喉结动了动，没再说话，只是重新拿起烟，这次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打火机的砂轮刮得“咔咔”响。
办公室门被轻轻推开，苏晓端着一摞检验报告走进来，白大褂袖口沾了点碘酒的黄色痕迹。她看到两人凝重的神色，把报告放在桌上时特意放轻了动作：“李队，林砚，码头搜查到的那把弹簧刀，刀柄上除了虎哥的指纹，还有一点微量的金属碎屑，成分跟之前在老吴手腕上看到的手链一样——就是那种码头小摊上卖的劣质黄铜链。”
“手链？”李建国猛地抬头，“老吴是有个黄铜手链，他说是去年儿子给他买的生日礼物，天天戴着。”
“我问过码头的搬运工王大叔。”林砚补充道，“他说虎哥团伙里的人，几乎都戴这种黄铜链，说是‘兄弟标记’。老吴一个刑警，戴这种跟黑帮成员一样的手链，本身就有点奇怪，而且他之前从来没提过这手链是儿子送的。”
李建国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目光落在墙上“为人民服务”的标语上，良久才开口：“那你说，现在怎么办？总不能直接把老吴叫过来问吧？没有实据，容易打草惊蛇。”
“我们查一下老吴家的电话记录。”林砚指尖敲了敲桌面，“虎哥逃跑前，肯定跟内鬼通过电话。80年代没有手机，要联系只能打固定电话，老吴家的电话是局里统一装的，邮电局应该有通话记录。”
下午两点，林砚和李建国骑着自行车去了城南邮电局。绿色的邮电局柜台后，工作人员翻找了半个多小时，才从一摞泛黄的纸质通话清单里抽出一张：“12月18号上午10点23分，老吴家的电话，打到了码头东边的‘红霞小卖部’——这个小卖部，我们查过，是虎哥情妇开的。”
清单上的字迹是用蓝色复写纸印的，“老吴家”和“红霞小卖部”的电话号码并排写着，通话时长一栏标着“1分20秒”。林砚把清单拿在手里，阳光照在纸上，能看到墨迹边缘的细小毛边——就是这一分多钟的电话，让虎哥提前跑了，之前埋伏的警力白费了，还差点让卧底的自己送了命。
“走，回局里。”李建国的声音比平时沉了不少，他推着自行车往外走时，脚步比来时快了些，自行车的链条发出“吱呀”的响声，像是在跟着他的心情紧绷。
回到刑侦队，林砚故意在办公室里大声跟同事说：“明天上午8点，我们去码头油库搜赃款，之前老吴说油库里可能藏着虎哥的账本，这次一定要找到。”他说话时，眼角的余光一直盯着坐在角落的老吴。
老吴正低头擦着钢笔，听到“油库”和“账本”时，笔尖顿了一下，墨水在纸上洇出一个小黑点。他抬起头，脸上堆着笑：“好啊，这次一定把虎哥的老巢端了，省得他再害人。”可他捏着钢笔的手，指关节却悄悄泛了白，而且他擦钢笔擦了十分钟，笔杆早就亮得能照出人影，却还在反复摩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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