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深秋的南州，风里裹着江边的湿冷，刮得警局办公楼的窗户嗡嗡作响。林砚坐在办公桌后，指尖摩挲着一份泛黄的卷宗，封面上“1980年南州仓库纵火案——未破”的字迹，被岁月浸得有些模糊。
“队长，省厅刚发来的协查函，”赵伟推门进来，手里捏着一张纸，语气比往日沉了些，“说是当年参与仓库纵火案调查的老民警张福生，前段时间在乡下老家病逝，他的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了这本日记。”
林砚猛地抬头，眼里瞬间亮了。这本日记，是他等了五年的线索——自从接任刑侦大队队长后，重起父亲林建军当年未破的仓库纵火案，就成了他藏在心底的执念。当年仓库里堆放的大批外贸布料被付之一炬，父亲作为主侦民警排查多日，却因关键证据缺失陷入僵局，不久后便在调查虎哥前身团伙时牺牲，这起纵火案也成了悬案。
“日记带来了吗？”林砚起身，声音难掩急切。
赵伟点点头，将一个蓝色封皮的旧日记本递过去：“张福生的儿子说，父亲生前总念叨这案子‘有愧于林警官’，日记里记了不少当年的勘查细节，还有个没来得及核实的证人名字。”
林砚小心翼翼翻开日记本，纸页已经发脆，上面的字迹工整却带着几分潦草，显然是当时匆忙记下的。他逐页翻看，目光停在1980年10月12日的记录上：“今日勘查城东仓库火场，灰烬中见疑似煤油桶残片，附近居民称案发前晚见一穿灰色工装的男子徘徊。走访时，仓库隔壁废品站的老周说，曾看到有人往仓库后墙的通风口倒液体，因害怕惹事，当时未敢声张。”
“老周？”林砚指着日记上的名字，“当年的调查卷宗里，没有这个证人的记录！”
“应该是张福生没来得及上报，”赵伟补充道，“我们查了当年的户籍档案，老周名叫周铁山，当年在城东仓库隔壁开废品站，现在应该还在南州，只是废品站早就搬了地方。”
林砚立刻拿起外套：“走，去查周铁山的下落！不管他现在在哪，都要找到他——这可能是破获纵火案的最后机会。”
两人驱车赶往市局户籍科，调出了周铁山的档案。档案显示，周铁山今年五十八岁，十年前从城东搬到了城郊的惠民巷，靠收废品和打零工为生。没有犹豫，林砚当即调转车头，朝着惠民巷的方向驶去。
惠民巷是南州老城区的一条窄巷，两旁的老房子低矮破旧，墙角堆着杂物，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和废品的味道。林砚和赵伟挨家挨户打听，终于在巷尾找到了一间挂着“周记废品收购点”牌子的小院子。
院子里堆着各类废品，一个头发花白、背有些驼的老人正蹲在地上分拣报纸。林砚走上前，轻声问道：“大爷，请问您是周铁山老先生吗？”
老人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警惕：“你们是谁？找我有事？”
“我们是南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林砚亮出证件，语气放缓，“想向您了解一下，1980年城东仓库纵火案的情况。”
听到“城东仓库纵火案”几个字，周铁山的身体猛地一僵，手里的报纸掉在地上，脸色瞬间变得苍白：“那案子……都过去十年了，怎么还来问？”
“这案子当年没破，而且和我们一位牺牲的同事有关，”林砚蹲下身，帮他捡起报纸，“当年张福生警官走访时，您说曾看到有人往仓库通风口倒液体，能和我们详细说说吗？”
周铁山沉默了许久，叹了口气，起身推开院子的铁门：“进来坐吧，外面冷。”
院子里的小屋里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床。周铁山给两人倒了杯热水，才缓缓开口：“当年我在城东开废品站，仓库就在我废品站隔壁，那天晚上我起夜，看到仓库后墙的通风口旁站着个男人，手里拎着个桶，正往通风口里倒什么东西，闻着一股煤油味。我当时胆小，怕惹麻烦，就赶紧回屋了，没敢多看。”
“那男人长什么样？身高、体型、有没有什么明显特征？”林砚追问。
“天黑，看得不太清楚，”周铁山皱着眉回忆，“大概一米七左右，中等身材，穿一件灰色的工装，头上戴着顶鸭舌帽，遮住了大半张脸。不过……他左手手腕上好像有个疤痕，挺明显的，像是被火烧过的。”
“疤痕？”林砚心里一动，立刻拿出纸笔，“您能画一下疤痕的位置和大概形状吗？”
周铁山接过笔，在纸上画了个粗略的轮廓：“差不多就是这样，在手腕内侧，大概有这么长。”
林砚看着纸上的疤痕形状，又翻出当年的卷宗，里面记录了仓库纵火案的嫌疑人排查名单，其中有一个叫陈天贵的男人，当年是仓库的管理员，因案发后突然辞职离开南州，被列为重点嫌疑人，但一直没有找到他的踪迹。
“您认识当年仓库的管理员陈天贵吗？”林砚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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