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我来给您量量尺寸。”朱静雯蹲在老人面前，手里拿着把软尺——是从县民生司领的，尺尾系着个小铜铃，量的时候叮当作响，像在逗老人开心。她量得仔细，肩宽、身长、袖长，记在笔记本上，字迹清隽，却在“肩宽一尺八”后面画了个小小的问号，“奶奶，您是不是最近没好好吃饭？上次王文书说您肩宽一尺九呢。”
李奶奶笑了，露出没牙的嘴：“丫头眼神尖。前阵子心口疼，不想吃。”
朱静雯的笔尖顿了顿，在笔记本上添了句：“联系县卫生院，周三来给李奶奶做体检。”她抬头时，看见屋角的土炕上堆着堆脏衣服，是老人换下来的棉衣，黑得发亮，便说：“奶奶，我帮您洗洗吧。”
老人慌忙拦：“使不得使不得，你是……”
“我是村议事会的吏员，”朱静雯已经端起了木盆，“吏员就得为村民服务，您忘了？”她在院里的压水井旁搓衣服，井水冰凉，冻得指尖发红，却搓得认真，泡沫溅到粗布褂子上，像落了层雪。王文书远远看着，悄悄抹了把泪，对旁边的张寡妇说：“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这样的官。”
下午，朱静雯跟着王文书去调解纠纷。张三家和李四家为灌溉用水吵了起来，张三说李四家的田埂高，挡了水流，李四说张三家用了新水泵，抢了水源。两人在田埂上吵得面红耳赤，手里还攥着锄头，差点动起手来。
朱静雯没急着说话，先蹲在田埂上看水流。她发现张三的田确实地势高些，水流到一半就渗进了土里，而李四的水泵功率太大，抽得渠里的水直翻浪。“张三哥，”她指着水渠，“咱们把您家的田埂铲低三寸，水流就顺了；李四哥，您这水泵调小两档，够用就行，省点电钱买糖给娃吃，好不好？”
她的声音软，却透着股认真，两人都没再吵。朱静雯借来锄头，亲自铲田埂，泥土溅了满身，粗布褂子上沾着草叶，却笑得开心：“你看，这样水流不就过去了？”
傍晚回议事会时，朱静雯的笔记本记满了半本：“李奶奶：冬衣一套，体检一次；张三李四：调解完毕，周三共同清理水渠；村小学：缺数学课本15套，体育用品3套；张寡妇：想参加手工合作社，需联系县妇联……”王文书看着她的笔记，说“丫头，你这字比县里的文书还工整”，朱静雯笑着说“工整才不会弄错，百姓的事，错不得”。
与此同时，户部自然资源司的铁矿工棚里，赵麦围正和矿工们挤在大通铺。他拒绝了司长安排的办公室，说“工棚离掌子面近，能听见机器响，才知工人累不累”。工棚是用铁皮搭的，冬冷夏热，十二张木板床，每张床上铺着层稻草，矿工们的被褥黑得发亮，能闻见汗味和机油味。
赵麦围的床铺在最里头，挨着窗户，他铺了层自己带来的旧棉絮，是马秀英去年弹的新棉花，絮得厚实。床头放着他的搪瓷缸，缸里泡着浓茶，是矿工老张给的粗茶末，说“喝这个解乏”。
“赵巡视员，您真要跟俺们一起下井？”老矿工王大山啃着窝头，牙床漏风——他的牙是年轻时在掌子面被落石砸掉的，“井里黑，还有瓦斯，不安全。”
赵麦围把窝头掰成两半，夹了点咸菜：“不下井咋行？俺得看看你们的安全帽结不结实，矿灯亮不亮，巷道里的风够不够。”他从包里掏出个小本子，上面记着从户部抄来的《矿山安全条例》，“条例上说‘每掘进五十米需设避险硐室’，俺得数数你们这井里有多少硐室，够不够用。”
第二天一早，赵麦围跟着矿工们下了井。他换上矿工服，戴着安全帽，矿灯在头顶晃出光柱，照亮巷道里湿漉漉的岩壁。掌子面的风钻“突突”地响，震得人耳朵疼，粉尘像雾一样弥漫，呛得人直咳嗽。他看见个年轻矿工没戴防尘口罩，便走过去，把自己的口罩摘下来给他：“娃，戴上，不然老了肺受不了。”
那矿工红了脸：“俺的口罩坏了，还没来得及领。”
赵麦围的眉头皱了皱，在本子上记：“防尘口罩库存不足，需立刻补充。”他又看见巷道的支架有点歪，用手推了推，晃得厉害，便对工头说：“这得换，不然要出大事！”
工头支支吾吾：“赵巡视员，这支架刚换了半年……”
“半年咋了？”赵麦围的声音沉了沉，“条例上写着‘支架每三个月检查一次，发现松动立即更换’，你们做到了？”他掏出随身携带的《矿山安全条例》，摔在工头面前，“你自己看！这上面的字，哪个不是用矿工的血写的？”
傍晚升井时，赵麦围的脸黑得只剩牙齿白，矿工们给他递来块黑肥皂，说“这能洗掉煤黑”。他洗得认真，却发现指甲缝里的黑泥怎么也洗不掉，老张笑着说“过几天就好了，俺们的指甲缝里，常年都是黑的”。
他的巡查日志上，记着密密麻麻的字：“3月10日，井下500米处支架松动3处，责令24小时内更换；3月11日，防尘口罩缺口47个，联系劳保用品厂紧急调拨；3月12日，矿工食堂的菜里没油，工人说‘吃不下饭，下井没力气’，约谈后勤主管……”每一条都用红笔标了期限，像给不作为的人套上了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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