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事就是百姓的疑问，”李专员把一叠百姓来信放在桌上，“大明绿茵队输了球，百姓想知道为啥。请你把绿茵协会的选拔名单、近三年的训练经费账本，都拿出来，我们要查。”
刘司长支支吾吾地，半天没动。李专员又补充道：“《大明国宪典》规定，所有用民生基金的单位，账目必须公开透明；《大明民主主义》也写了，‘公共事务要接受百姓监督’，你不会不知道吧？”
没办法，刘司长只能让人把账本和名单抱过来。调查组一查，问题立刻浮出水面：绿茵协会近三年的训练经费，总共拨了五十万明币，可真正用在训练上的，只有十五万——剩下的三十五万，有的用来给王指导买了粤省的红木家具，有的给球员们发了“营养费”，还有的甚至用来装修了协会的办公室，墙上挂的字画，就花了三万明币。
“这些钱，都是民生基金里的！”李专员指着账本上的“办公室装修费”，声音发冷，“南河省的麦农还在凑钱修灌溉渠，川省的山寨还缺学堂的暖窑，你们却拿百姓的钱买字画、装办公室，这符合《大明国宪典》吗？”
刘司长低着头，说：“这……是王指导提议的，说‘专业球队要有专业的环境’，俺们就……”
“专业的环境，不是靠红木家具堆出来的！”朱悦薇跟着调查组一起来的，她翻着球员选拔名单，上面大多是“某府官员之子”“某商队老板的侄子”，真正来自农民、织工、商人的，只有三个，还都是替补，“你们选拔球员，不看球技看背景，这就是‘专业’？苏省队的张磊，是麦农出身，没经过‘专业训练’，却能带领球队赢球，你们怎么解释？”
与此同时，调查组的另一组人，正在大明绿茵协会的训练基地调查。王指导正坐在暖气房里喝着热茶，看到调查人员，还想摆架子：“你们来干啥？训练是专业的事，百姓不懂，别瞎掺和！”
“百姓不懂？”调查人员把苏省队的训练视频放在他面前——视频里，张磊带着队员们在麦场边训练，踩着麦垄练耐力，用织梭练传球，连热身都是跟着织工们学的“织锦操”，“苏省队的训练，扎根百姓的生活，所以他们有默契、有耐力；你们的训练，每天就是跑圈、射门，脱离实际，球员们连‘怎么在泥地里传球’都不会，这叫专业？”
王指导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却说不出反驳的话。调查人员还发现，训练基地的设备，大多是从旧朝买来的“进口货”，说明书是外文的，球员们根本不会用，只能当摆设——而苏省队用的训练设备，是百姓自己做的：用麦秆编的障碍物，用橡胶管做的训练绳，虽然简陋，却实用得很。
“《大明民主主义》里写，‘一切工作都要从百姓的实际出发’，你们的训练，既不考虑大明的场地情况，也不考虑球员的出身背景，只追求‘虚名’，怎么能不输球？”调查人员的话，像锤子一样砸在王指导心上。
腊月初五，监察局都察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把调查结果向全国百姓公布。消息一出，百姓们的反应更激烈了——南河省的张大爷带着麦农们，到体育司门口举着“还百姓血汗钱”的牌子；苏省的织工大妈们，把织好的“民生体育”字样的锦缎，送到了全国议事会；川省的彝族乡亲，寄来了山寨球队的训练照片，上面写着“我们不要红木家具，只要能踢球的场地”。
朱静雯在全国议事会的紧急会议上，拍了桌子：“体育不是少数人的‘消遣’，是百姓的‘民生需求’！大明绿茵协会和礼部体育司，把民生基金当私产，把选拔当人情，完全违背了《大明民主主义》的初心！必须彻底整改！”
会议当场通过了整改措施：第一，撤销刘司长的礼部体育司司长职务，免去王指导的教练职务，涉嫌挪用经费的人员，交由刑部依法处理；第二，大明绿茵协会重新组建，选拔球员必须从各省百姓球队里选，农民、织工、商人、矿工都要有，选拔过程全程公开，由工农代表监督；第三，训练经费重新核算，砍掉所有“非必要开支”，把钱用在百姓球队的场地建设、设备改良上，比如给南河省的麦场球队修防滑场地，给川省的山寨球队送训练器材；第四，礼部体育司牵头，在全国各省办“民生体育培训班”，请苏省队的张磊、李刚当讲师，教百姓球队训练方法，把“扎根民生”的体育理念，传到每个角落。
整改措施公布的当天，张磊就接到了体育司的邀请，请他去京北当“民生体育讲师”。他带着苏省队的队员们，一起赶到京北，还带来了麦场训练的经验、织梭传球的技巧，甚至把织工大妈们做的防滑袜、麦秆护腕，都带到了培训班。
“训练不是在暖气房里喝热茶，是在麦场里跑圈，在泥地里练传球，”张磊在培训班上，给来自各省的球队教练讲课，“俺们苏省队能赢，不是因为球技多好，是因为俺们知道，踢球是为了百姓开心，为了交流手艺——就像俺们种麦，是为了让大家有饭吃，不是为了拿‘麦王’的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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