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夫沈老汉，为儿申冤，奔波于清溪县、金华府、安省之间，均平二十八年冬，病逝于金华府民生都察院门外，尸骨未寒，竟无人问津……”
这一行字，沈大娘看得最久，泪水顺着眼角的皱纹滑落，滴在纸页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均平二十八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大雪下了三天三夜。沈老汉带着最后的积蓄，再次前往金华府申诉，却被都察院的人拦在门外，冻饿交加，在雪地里跪了一天一夜。那天傍晚，有人看到他咳着血倒在雪地里，送到医院时已经不行了。医院的死亡证明上写着“病逝”，可沈大娘心里清楚，老伴是被活活累死、气死、冻死的。她去认领尸体时，沈老汉的双手还紧紧攥着那份早已被雪水浸透的申诉材料，手指僵硬得掰都掰不开。
一行行，一句句，都是沈大娘刻在心上的烙印，每一次翻看，都像是在伤口上撒盐，可她却舍不得丢，这是她唯一的希望，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念想。
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踩在泥泞的土路上，发出“噗嗤噗嗤”的声响，由远及近，最终停在了门口。沈大娘没有抬头，她以为又是村里的闲杂人等，或是刘海燕派来的人。这些年，这样的人她见得太多了。有的是来劝她“安分守己”，说“人死不能复生，何必揪着不放”；有的是来威胁她，说“再闹就把你赶出村子”。她早已麻木，只是将申诉材料重新叠好，用麻绳捆紧，放回木牌旁边。
“吱呀”一声，木门被轻轻推开，一股清新的泥土气息涌了进来，夹杂着淡淡的阳光味道。
一道温和的声音响起：“请问，是沈大娘吗？”
沈大娘这才缓缓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几个身着藏青色制服的人，衣服料子挺括，胸前绣着银色的徽章，上面是“监都察院”四个小字。领头的是一位面容爽朗的女子，约莫三十岁年纪，短发利落，眼神明亮，腰间挂着同样的徽章，身后跟着的人手里拿着公文包和记录仪，神色严肃却不凶悍。
沈大娘的身子猛地一颤，像是被电流击中，手里的申诉材料“哗啦”一声掉在地上，散了一地。她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疑，随即又黯淡下去。她见过太多这样的制服了，当年在金华府民生都察院，那些人也是穿着制服，却有着最冷漠的面孔，最凶狠的手段。她以为这些人又是来敷衍她、驱赶她的。
领头的女子快步走上前，动作轻柔地弯腰捡起地上的材料，小心翼翼地拂去上面的灰尘和泥土，生怕弄坏了这脆弱的纸页。她将材料整理整齐，双手递到沈大娘手里，语气柔得像春风：“沈大娘，您别害怕，我们是监都察院的工作人员，受全国议事会的委派，来调查您儿子沈石的案子。”
“全国议事会……”沈大娘喃喃地重复着这几个字，声音干涩沙哑，像是生锈的铁片在摩擦。这四个字，她在梦里都念过无数遍，那是她心中最后的希望，却也是最遥不可及的奢望。这些年，她听人说过全国议事会是为民做主的地方，可她一个农村老太太，连县城都难出去，怎么可能接触到那样的层面？
她颤抖着嘴唇，干裂的嘴唇起皮，渗出血丝，问道：“你们……你们真的是来帮我申冤的？”
女子点了点头，眼眶微微泛红。她叫卓玛，是监都察院的一名督查，这次是跟着卓玛旺姆院长的指示，专程从京北府赶来的。出发前，她已经仔细翻阅了沈石案的相关材料，可当她亲眼看到沈大娘这副模样，看到这间破败不堪、四处漏风的土坯房，心里还是像被什么东西揪紧了，一阵阵发酸。
“大娘，我们是真的。”卓玛蹲下身，尽量让自己和沈大娘平视，她伸出手，轻轻握住沈大娘枯瘦的手。沈大娘的手冰凉粗糙，像老树皮一样，布满了裂口和老茧，卓玛的心里更不是滋味。“均平三十五年七月，全国议事会通过了《大明国税收法典（修正草稿）》，其中明确规定，要加强民生监督，严查冤假错案。您的案子，有人通过大明民生APP反映了上来，朱议事长亲自批示，要求我们彻查到底，还您一个公道！”
“朱议事长……”沈大娘的眼泪，终于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她哭了太久，眼泪似乎都流干了，此刻流出来的，像是血，带着十三年的委屈、痛苦和绝望。她死死攥着卓玛的手，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身体因为激动而不停颤抖。
她颤抖着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那是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边缘已经磨破。她层层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叠更破旧的纸，有当年的验尸报告复印件，有目击证人的签字，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沈大娘拿起照片，用袖口小心翼翼地擦了擦上面的灰尘，照片上是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小伙，笑得一脸阳光，牙齿洁白，眼神清澈，那是她的儿子，小石头，永远停留在了十九岁的夏天。
“这是小石头……”沈大娘抚摸着照片，声音哽咽，几乎说不出话来，“他是个好孩子，勤快，孝顺，每天天不亮就去地里干活，晚上回来还帮我劈柴、挑水。他还说，等秋收了，就去城里打工，挣钱给我和他爹盖新房，让我们享享清福……可谁知道，就因为一口井水，麦麸克就下了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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