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公诉人，陈律师。”蓝莲花的声音带着一点抖，把手里的手帕打开，里面是一叠打印出来的截图，有她每天的签到记录、平台规则变更的截图、手机流量扣费的账单，“我把这些都带来了，还有我们工坊二十多个姐妹的记录，都在这里。”
苏晚站起身，接过那叠截图，纸页被蓝莲花攥得发皱，边缘卷了起来。她一张张翻看着，指尖停在那张流量扣费账单上——三月整月，蓝莲花的流量费一共是三块七角百姓币，其中两块二角，是为了完成抖快平台的任务花掉的，账单末尾的备注里写着，她这个月的工钱是三十百姓币，给母亲抓药花了十二百姓币，女儿的学费花了八百姓币，剩下的十百姓币，要管一家三口一个月的吃穿用度。
“别紧张。”苏晚给蓝莲花倒了一杯热水，把杯子塞进她手里，“庭审的时候，你就说你自己的真实经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用背法律条文，也不用怕他们的律师，宪典和法律，站在我们这边。”
多向站在蓝莲花身边，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布衫，裤脚还沾着一点茶山的泥土，手里抱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是他整理的全省三百多名联名原告的材料，按地区、职业、遭遇的损失，分门别类订得整整齐齐，每一页都编了号。他今年二十三岁，去年从农学堂毕业，回到村里带着乡亲们种生态茶，原本想着靠直播把村里的茶叶卖出去，没想到先被平台的虚假活动骗了。他比蓝莲花冷静一些，却也难掩眼底的激动，指尖反复摩挲着文件夹的封皮：“苏公诉人，陈律师，我们村里十几个乡亲，还有全省几百个茶农、工人，都等着这个结果，他们说，要是连大理寺都帮不了我们，我们就真的没地方说理了。”
陈默拍了拍多向的肩膀，他今年四十岁，是江南省有名的公益律师，专门帮工农百姓打维权官司，十年间没收过当事人一分钱律师费，自己的律所开在苏州府的老巷子里，房租都是靠帮企业做合规顾问赚的。他出身鲁南省的农民家庭，小时候跟着父母逃荒到江南，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才读完书，这辈子最见不得工农百姓被欺负。他手里拿着一本翻烂的《大明国工农权益保护法典》，书里的重点内容都用红笔标了出来，页边写满了备注。
“放心。”陈默的声音很稳，带着一点鲁南的口音，“我们手里的证据链完整，事实清楚，法律依据明确，他们赖不掉。今天的庭审全程寰宇直播，全国上亿人看着，他们就算想耍花样，也没地方耍。”
同一时间，苏州府城郊的看守所里，抖快公司董事长谢佳鑫正隔着铁栅栏，和自己的辩护律师张敬堂说话。他穿着囚服，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没了往日在写字楼里意气风发的样子，眼底满是红血丝，手里攥着一张民生公诉院的起诉书副本，纸页被他捏得皱成了一团。
他今年四十二岁，出身江南省的普通商户家庭，十年前靠着做短视频平台起家，短短几年把抖快做成了大明头部的短视频平台，手里握着十几亿百姓币的资本，身边全是奉承的人，早就忘了自己刚创业的时候，也是靠着给小商户、农民拍带货视频起家的。直到三月三十一日联合调查组进驻公司，封存了所有后台数据，他才意识到，自己搞的这个“免费领手机”的活动，不是简单的营销事件，而是触犯了大明的刑律，甚至可能掉脑袋。
“张律师，公诉书里说，要按首斩刑判，是不是真的？”谢佳鑫的声音带着抖，手紧紧抓着铁栅栏，指节泛白，“我就是搞了个营销活动，就算违规了，罚钱就是了，怎么还能判死刑？我给大明交了多少税，创造了多少就业，难道都不算吗？”
张敬堂坐在铁栅栏外，他今年五十六岁，是大明有名的商事律师，帮很多大企业打过官司，信奉程序正义，说话滴水不漏。他穿着一身深色的长衫，手里拿着厚厚的辩护材料，看着眼前的谢佳鑫，语气平静：“谢先生，《大明国刑法典》第1530条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实施诈骗，涉及人数超过百万、违法所得超过一千万百姓币的，最低刑期一百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可判终身监禁；侵犯工农权益罪，针对不特定多数工农群体实施系统性侵害，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最低无期徒刑，最高可判首斩刑。你这个案子，涉及近千万用户，其中八成都工农群众，违法所得广告费近三千万百姓币，公诉人按顶格量刑建议，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那我怎么办？”谢佳鑫的脸瞬间白了，身体顺着铁栅栏滑了下去，瘫坐在地上，“我已经让公司退款了，也道歉了，所有用户的流量费都退了，还给了补偿，难道不能从轻吗？我认罪，我认罚，多少钱我都赔，能不能别判我死刑？”
“退款和补偿是在立案调查之后，你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才做的，不是主动退赔，只能作为酌情从轻的情节，不能抵消你的犯罪事实。”张敬堂的语气依旧平静，把辩护材料放在桌上，“我能做的，是在法庭上，基于案件事实和法律，为你做罪轻辩护，强调你主观恶性较小、有认罪悔罪表现、积极退赔退赃，争取法院能在量刑时酌情考量。但你要清楚，这个案子的社会影响太大了，全程寰宇直播，全国上亿人看着，法院大概率会从严判决，你要有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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