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佳鑫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头，肩膀不停发抖。他想起活动上线前，高管们在会议室里和他说，这个活动能拉来上千万新用户，能赚几千万的广告费，不用付出什么成本，只要把兑奖门槛一点点提高，让用户永远兑不到奖就行。他当时只看着报表上的流量和广告费数字，想都没想就同意了，根本没考虑过，那些每天熬到半夜刷视频的工人、农民，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要损失多少本就不多的收入。他想起自己刚创业的时候，跟着茶农去茶山拍视频，看着茶农们凌晨四点就上山采茶，一天忙到晚，就为了多卖几斤茶叶，那时候他还说，要做一个帮老百姓赚钱的平台，可现在，他却成了骗老百姓的人。
同一时间，大理寺的合议室里，审判长卢静安正和两名审判员一起，核对本案的全部证据。卢静安今年五十八岁，江南省吴县基层判官出身，在乡镇的判官所里干了二十年，后来调到苏州府大理寺，办了三十多年的案子，最擅长办工农维权的案子，以刚正不阿、铁面无私闻名，江南省的百姓都叫他“卢青天”。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法官制服，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本翻得稀烂的《大明国宪典》，书的封皮都掉了，用牛皮纸重新粘了起来，里面的每一页都写满了备注，指尖因为常年握笔、翻书，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左手的无名指上，还带着一个磨得发亮的铜戒指，是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妻子给他打的。
他一页一页地翻着证据，从平台活动上线时的原始规则，到每一次变更后的规则截图，再到后台的用户数据、兑奖记录、算法歧视的分析报告，还有抖快公司的广告费收入明细、银行流水，以及内部高管的聊天记录，每一份都看得仔仔细细，连一个数字都不放过。当看到后台算法的分析报告，明确写着平台给纺织工人、农民、农民工的账号，设置了比城市用户高一倍的任务门槛，普通工农用户的兑奖成功率被系统直接设置为零的时候，他的指尖重重敲了敲桌面，发出沉闷的声响，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卢审判长，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虚假促销了。”旁边的审判员低声说，“这是系统性地针对工农群体的欺诈，主观故意太明显了。”
卢静安点了点头，拿起钢笔，在卷宗上写下一行字：针对不特定工农群体实施歧视性欺诈，严重侵害工农群众合法权益，践踏宪典确立的工农主体地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他干了三十多年判官，见过太多欺负工农百姓的案子，可像这样，用互联网平台，针对近千万工农百姓，实施系统性的欺诈，榨取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赚得盆满钵满的，还是第一次见。
旁边的百姓监督员王建国和林晓，也在一旁核对证据。王建国今年六十岁，是江南省第一纺织工坊的退休挡车工，在全国人民监督协会做了十年百姓监督员，一辈子和纺织工人打交道，最懂工人的难处。他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一页一页地翻着用户的投诉材料，看到一个纺织女工写的“每天下班腰都直不起来，还要抱着手机刷三个小时视频，眼睛熬得快瞎了，最后还是兑不到手机”，他气得一巴掌拍在桌上，老花镜都滑到了鼻尖上。
“这群兔崽子！”王建国的声音带着怒气，手指着卷宗，“我们工人每天在车间站十二个小时，机器响得耳朵都快聋了，腰站得直不起来，腿肿得像馒头，下班回到家，还要做饭、洗衣服、带孩子、照顾老人，每天能歇着的时间，也就那么两三个小时。可就是这么一点点拿命换的休息时间，被抖快平台用一个虚假的承诺骗走了。他们说签到10天就能领手机，结果呢？规则变了一次又一次，从10天签到，变成发视频，变成每天刷三个小时视频，把工人的休息时间榨得干干净净，赚了三千万的广告费，连一百台手机都舍不得买。这是什么？这就是喝我们工人的血，吃我们农民的肉！”
林晓坐在他旁边，今年二十岁，是江南省农学堂的大三学生，工农子弟，专门研究农村电商和互联网助农，也是本次庭审的百姓监督员。她正对着电脑，核对平台算法的后台数据，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着，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代码和数据。她抬起头，对着王建国说：“王叔，我核对完了，平台的算法里，确实有专门针对工农用户的标签，只要系统识别到用户的职业是工人、农民，或者常用地址在乡镇、农村，就会自动提高任务门槛，最高是城市用户的2.3倍，同时直接屏蔽兑奖入口。从数据上看，参与活动的用户里，87%是工农群众，而成功兑奖的12个账号，全都是平台内部员工和他们的家属，没有一个普通工农用户。”
卢静安抬起头，看着两人，语气平静却带着力量：“你们两位是百姓选出来的监督员，庭审的时候，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当庭说出来。大明的法律，是工农的法律，庭审不仅要讲法律条文，还要听工农百姓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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