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的宿舍是一排土坯房，原本是社员们的临时歇息处，如今腾出来给参训官员居住，每间屋摆着四张松木通铺，铺着晒干的稻草，上面铺着粗布床单，墙角摆着几个旧木柜，用来放衣物，屋梁上挂着艾草绳，用来驱赶蚊虫。没有独立的洗漱间，院子里摆着四口陶制水缸，是社员们挑来的井水，洗漱、洗衣全靠这几口缸；没有独立的卫生间，院外是公社统一的旱厕，用秸秆搭着棚子，简单却干净。
赵建国走进宿舍的瞬间，眉头几不可查地皱了一下。他在城区议事科任职多年，办公室有实木桌椅，宿舍有独立卫浴，每日吃的是细粮炒菜，从未住过这般简陋的通铺，稻草的涩味、土坯的潮气裹在一起，让他浑身不自在。他放下铺盖卷，坐在床沿，指尖摸了摸粗糙的床单，心底的不屑又多了几分，只想着熬完这一周，赶紧回到城区的办公室。
林文则显得很兴奋，放下铺盖就跑到水缸边，舀起一瓢井水，洗了洗手，冰凉的井水沁透指尖，让他精神一振。王桂兰已经开始整理床铺，把带来的针线包放在床头，笑着说：“这条件比我小时候在家住的还好，稻草晒得干，睡着暖和，公社的饭虽粗，却管饱，劳作一天，吃啥都香。”
朱静雯选了靠门口的床铺，放下蓝布包，熟练地铺开稻草，整理床单，动作麻利，没有半分生疏。她年轻时在江南纺织工坊做工，住过集体宿舍，在基层走访时，住过农户的土炕，住过牧区的毡房，这般条件于她而言，再寻常不过。整理好床铺，她拿起墙角的扫帚，默默打扫起屋内的尘土，灰尘落在她的工装肩头，她也不在意，只是一下一下扫着，把地面扫得干干净净。
众人收拾妥当，周老栓吹了一声哨子，社员们纷纷从田间、工坊回来，食堂开饭了。公社的食堂是一间更大的土坯房，没有圆桌，没有餐椅，只有一排排松木长桌长凳，桌上摆着几个粗瓷盆，里面盛着玉米粥、窝窝头、腌萝卜条，还有一盆清炒野菜，是社员们从田埂上挖的，没有油星，却透着新鲜。
没有分餐，没有特殊菜品，所有人排队打饭，社员在前，官员在后，朱静雯排在队伍中间，接过社员递来的粗瓷碗，盛了一碗玉米粥，拿了两个窝窝头，夹了一筷子腌萝卜，找了个空位坐下，和身边的老农张大爷挨着，低头慢慢吃着。窝窝头粗糙，咽下去有些刮嗓子，玉米粥清淡，只有淡淡的谷物香，腌萝卜咸香，是最朴素的滋味。
赵建国打了饭，坐在角落，捏着窝窝头，咬了一小口，便皱着眉放下了。他习惯了城区食堂的白面馒头、精细炒菜，这般粗粮实在难以下咽，看着身边的社员大口大口吃着，吃得香甜，他心底竟生出一丝莫名的烦躁，却又不敢表现出来，只能小口小口抿着玉米粥，勉强果腹。
林文跟着王桂兰学着，大口啃着窝窝头，就着腌萝卜，虽觉得粗糙，却也吃得认真。他看着身边的社员，有的刚从田间回来，手上还沾着泥，有的额头上挂着汗珠，却吃得满脸满足，心底忽然明白，这些工农百姓，日复一日吃着粗粮，干着重活，却从未抱怨，这便是大明国最坚实的根基。
张大爷见朱静雯吃得安静，便主动搭话：“朱同志，这窝窝头是今年新收的玉米磨的，虽粗，却顶饿，下田劳作，不吃饱可不行。”
朱静雯点了点头，舀了一勺玉米粥送进嘴里，轻声道：“很香，比城里的细粮实在。”
“可不是嘛！”张大爷咧嘴笑，露出泛黄的牙齿，“咱们社员靠天吃饭，靠地养家，每一粒粮都是自己种的，吃着心里踏实。不像有些当官的，坐在办公室里，不知道地里的活有多累，不知道粮有多金贵，制定政策时，张嘴就来，从不考虑咱们社员的难处。”
这话落在赵建国耳朵里，像一根针，轻轻扎了一下。他曾在议事科拟定过粮食补贴的文件，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报表数据，觉得补贴标准定得合理，从未真正下到田间，问过社员一句，这粮食种得难不难，补贴够不够用。此刻听着张大爷的话，他握着瓷碗的手，微微紧了紧。
朱静雯没有接话辩解，只是默默吃着饭，用行动回应。政论教育从不是坐在讲堂里讲道理，而是让官员们亲耳听百姓的话，亲口尝百姓的饭，亲手干百姓的活，所有的道理，都藏在这烟火气里，藏在这劳作的汗水里。
午饭过后，稍作歇息，实践劳作便开始了。周老栓按照公社的劳作安排，将众人分成四组：朱静雯带一组前往东稻田插秧，赵建国带一组去牲畜棚喂猪、清理猪圈，林文带一组去纺织工坊帮工，王桂兰带一组去食堂帮厨，每组都由公社的老社员带队，手把手教劳作技巧，没有丝毫优待。
朱静雯领着十五名官员来到东稻田，田埂上的秧苗捆得整整齐齐，绿油油的，沾着露水。带队的张大爷挽起裤脚，率先踩进稻田，泥水没过脚踝，凉丝丝的，他弯腰拿起一把秧苗，示范着：“插秧要浅，要直，株距间距要匀，插深了不扎根，插歪了长不好，一亩田要插多少秧苗，都是有数的，差一点，收成就差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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