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半个月在西山公社，给社员们整理种植口诀，给不识字的妇女念种植要点，早就练出了把复杂规矩拆成大白话的本事。这次监考，他特意把繁琐的监考细则，拆成了一句句大白话口诀，就是怕大家记不住，出了差错，辜负了工农考生的期盼。他自己就是百姓大学政论系毕业的，知道读书的机会对工农子弟有多难得，更别说这些白天要下地、要做工，只有晚上能就着煤油灯复习的考生。
王桂兰把背着的布包放在桌上，里面装着碘伏、纱布、晕车药、解暑药，还有一沓备用的草稿纸、削好的铅笔、灌满墨水的蘸水笔：“朱阿姨，我准备了些常用的药和文具，考生要是有个头疼脑热、文具坏了，能应急。我还跟考点的女同志对接了，给女考生准备了热水、红糖，还有临时的歇息处。另外，我统计了，这次有十二名考生是从几十里外的偏远公社赶来的，都安排在了百姓大学的集体宿舍，不收住宿费，食堂也给他们留了热饭，不会让他们饿着肚子考试。”
她本就是农家出身，在基层干了八年，最懂工农考生的不易。她见过公社里的姑娘，白天在地里干一天活，晚上就着煤油灯缝补衣裳的间隙看书；见过工坊里的女工，下了夜班不睡觉，就着走廊的灯光背知识点；见过山区公社的干事，翻山越岭去城里买复习资料，来回走两天两夜。她知道这些考生为了这场考试，付出了多少，所以能想到的细节，她都提前准备好了，就怕哪里考虑不周，委屈了这些考生。
朱静雯翻看着三个人准备的东西，眼底满是欣慰。这几个月，从顺义公社的躬身践劳，到西山公社的田垄种地，这些曾经坐在办公室里、脱离基层的官员，是真的变了——他们眼里不再只有报表、文件，有了工农的难处，有了百姓的期盼，懂了自己手里的权力，到底该用在什么地方。
“你们准备得很周全，比我想的还细。”朱静雯把东西放下，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再跟大家说一句，这次监考，不是给我们派了个差事，是政论教育的又一次实践。我们之前在田垄里，懂了粮食是百姓的生计；现在在考场上，要懂教育是百姓的盼头。这场考试，是给工农子弟开的门，我们就是守门的人，既要把歪门邪道堵死，守住公平的底线，也要给赶路的人搭把手，守住百姓的初心。”
她顿了顿，指尖敲了敲桌上的六条规矩：“明天早上六点，百姓大学门口的公交站台集合，所有人都坐便民公交去考点，不准坐公务车，不准搞特殊。进了考点，我们和考生一样，没有任何特权，守好自己的考场，管好自己的行为，不能给百姓脸上抹黑，不能寒了工农子弟的心。”
三个人齐齐点头，把朱静雯的话记在了心里。赵建国把那六条规矩又抄了一遍，塞进了胸前的口袋里，贴身放着；林文把应急方案又核对了一遍，确保没有遗漏；王桂兰把布包里的东西又清点了一遍，怕少了什么应急的物件。
天色渐渐黑了，王奶奶把两个孩子哄睡了，端过来一锅温热的玉米粥，还有几个窝窝头，一碟腌萝卜。四个人围着松木桌，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吃了简单的晚饭，没有再多说什么大道理，只是把每个考场的分工、每个时间节点的安排，又核对了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临走的时候，赵建国走到门口，又停下脚步，转过身对着朱静雯说：“朱阿姨，您放心，我这次一定守好规矩，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投机取巧的人，占了工农子弟的名额。”他的声音很沉，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像是在给朱静雯保证，更像是在给自己过去的错误一个交代。
朱静雯点了点头，没有多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够了。”
三人走后，朱静雯收拾好桌上的东西，轻手轻脚走进里屋，看着熟睡的一双儿女，俯身给他们掖好被角。孩子的小脸蛋蹭着襁褓，呼吸匀净，她指尖轻轻拂过女儿的脸颊，心里一片柔软。她做这一切，守这一切，说到底，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为了所有工农的孩子，都能有书读，有学上，有公平的机会，不用再像她小时候那样，看着父母在工坊里劳作一辈子，连认字的机会都没有。
她回到桌前，把监考细则、考生名册、考场安排，又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直到深夜，才吹灭煤油灯，轻手轻脚躺到了里屋的小床上，伴着两个孩子的呼吸声，慢慢睡了过去。
五月二十五日，天刚蒙蒙亮，京北府的晨雾还没散，朱静雯就起了身。灶房里的铝锅温着热水，她给孩子挤了奶，放在保温锅里，跟早起的王奶奶仔细交代了喂奶的时间、孩子闹觉的哄法，才拎着蓝布包出了门。蓝布包里装着监考细则、备用的文具、解暑药，还有两个窝窝头，是中午的干粮。
她走到百姓大学门口的公交站台时，赵建国、林文、王桂兰，还有其余十七名参训官员，已经都到了。所有人都是一身洗得干净的灰布工装，没有穿体面的干部服，手里都拿着一个帆布包，装着监考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带随行人员，没有一辆公务车停在路边。大家安安静静站在站台边，和赶早去上学的学生、去上工的工人、去下地的社员站在一起，没有半分官架子，和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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