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放下话筒，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深知王静莹一个农家姑娘在外务工的不易，也听姑娘提过在水底捞遭受的苛待，眼下这通违规电话，分明是冲着她的实名博文来的。他不敢耽搁，踩着湿滑的青石板路，快步直奔村西头的小平房，将电讯电话的内容一字不差、原原本本地转告给了王静莹。
彼时，王静莹正坐在屋内地垫上缝补一件旧衣衫，那是她穿了三年的粗布褂子，舍不得扔。听到老周的话，她手里的针线猛地一顿，针尖狠狠扎进指尖，渗出血珠也浑然不觉。指尖的刺痛远不及心底的寒凉，她在阳简府做工时便听过，水底捞集团与当地监管部门往来密切，门店诸多用工纠纷、劳工投诉，总能被悄无声息地“摆平”，普通务工者根本讨不到公道。此刻对方不亮编号、不说事由、不循法定程序，分明不是正常的公务核查，而是赤裸裸的刻意打压，是要报复她的实名发声。
“周叔，我不去。”王静莹将渗血的指尖含在嘴里，压下指尖的刺痛，也压下眼底的委屈与恐惧，声音带着连日熬夜的沙哑，却透着一股不容动摇的坚定，“我只是据实诉说自己的务工遭遇，没有诬告，没有造谣，每一句话都有同店十几位工友的证言佐证。他们不按大明律法办事，我孤身跨省过去，只会被他们拿捏刁难，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要求线上视频做笔录，或是申请汉武府刑巡司与阳简府刑巡司属地协作办理，我在昌洋村全程配合，绝不推诿，绝不躲避。”
老周听得心头发酸，他深知底层务工者的无助与艰难，王静莹的诉求完全符合《大明国百姓权益保护法典》与《大明国工农权益保护法典》的规定，合情、合理、更合规。他当即返回村委办公点，回拨了那通电话，一字一句转达了王静莹的合法要求，可对方依旧态度蛮横，坚决拒绝线上问询、拒绝属地协作，只一味粗暴催促王静莹即刻赴川，最后再次不由分说地挂断了电话。
此后两日，阳简府刑巡司又两次打来违规电话，内容如出一辙，全程没有任何符合法定程序的操作，既不回应王静莹博文里的用工乱象，也不解释核查的具体缘由，只剩赤裸裸的强制施压与威胁恐吓。水底捞集团依旧保持着死寂的沉默，没有发布任何官方回应，既不否认违法用工的事实，也不回应务工者的合理诉求，妄图用资本的沉默与公权的打压，让一个底层务工者的声音彻底消散在尘埃里。
那两夜，王静莹躺在稻草铺就的床板上，彻夜未眠。土灶上的糙米粥热了又凉，凉了又热，她一口也咽不下。她不是惧怕强权，不是不敢抗争，只是怕自己的据实发声终究徒劳无功，怕更多和她一样的底层务工者，还在水底捞的严苛压榨下忍气吞声、暗无天日，怕《大明国宪典》里白纸黑字写明的百姓言论自由、工农权益保障，终究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空话，无法真正护佑到每一个普通百姓。她翻出一月写博文的麻纸草稿，纸页被连日的汗水与泪水浸得微微发皱，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有力，那是被苛扣的工钱、烈日下的罚站、烫伤的手指、工友的眼泪，一笔一划攒出来的实话，她不肯，也不能就此作罢。
昌洋村人民监督协会代办岗，就设在村头便民公交站旁，是一间青砖砌成的简易小屋，不大，却格外醒目。门口挂着一块打磨光滑的实木牌，上面用炭笔工工整整写着“昌洋村人民监督协会代办岗”，牌面被岁月磨得温润，却依旧庄严。依照《大明国百姓监督法典》的核心规定，大明国村、乡、县、府、省五级人民监督协会互不隶属、职级平行，所有机构唯一直属上级为全国人民监督协会，百姓可通过任意一级监督机构提交诉求，无需层层中转、无需看人脸色，实名反馈双留档、不截留、不压制，这是大明国赋予每一个普通百姓的监督权利。
值守这间小屋的，是五十八岁的陈二郎。他年轻时在汉武府机械厂做了三十年技术工人，掌心布满了机床磨出的厚茧，一辈子认死理、守规矩、信律法，退休后被全村百姓一致推选为昌洋村人民监督协会专职代办员。他这辈子只信一句话：民声不能压，律法不能虚，专帮百姓递诉求、跑流程、核实情，经手的每一件事，都要按着大明律法落到实处，绝不敷衍、绝不偏袒。
小屋内没有多余的陈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张实木长桌，两把竹编椅，桌上摆着厚厚的麻纸诉求台账、炭笔、印泥，还有一本翻得卷了边的《大明国法典汇编》；墙角立着一只墨绿色铁皮文件柜，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历年村民的诉求记录，柜脚沾着从田间带回来的泥土，透着最真实的烟火气，也藏着最踏实的民生温度。陈二郎正戴着老花镜，趴在桌上整理村民反映的农田水利、稻种补贴的诉求，炭笔在麻纸上划过，留下工整有力的字迹，听到脚步声，他抬眼看向门口，便见王静莹攥着麻纸草稿，浑身沾着雨丝，眼眶泛红、神色倔强地走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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