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歪歪扭扭的问号，像一群受惊的蝌蚪，在湿润的沙地上游弋。
海风一过，带走几分水汽，问号的笔画便浅淡一分，仿佛随时会消融在夕阳的余晖里。
林昭然倚着自家院门那根被海盐侵蚀得发白的木柱，静静地看着。
一个穿着开裆裤的男娃划下最后一笔，那个“？”的钩子翘得像要飞起来。
他似乎觉得不满意，伸出肉乎乎的小手，一抹，沙面重归平整。
然后，他又一次俯下身，用更专注的力气，重新划出一个。
划完，抹掉，再划。
如此往复，乐此不疲，仿佛那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场永不结束的游戏。
“虎子，回家吃饭了！”远处传来妇人粗亮的喊声。
男娃应了一声，却没起身，反而回头央求：“娘，我能多划一下吗？”
妇人叉着腰，却没有催促，只在晚风里笑了：“划吧，划多了，”
手就记得了。
林昭然的心像是被这句朴素的话轻轻撞了一下。
她想起自己初学执笔时，老师总说“意在笔先”，可如今看来，当某种动作成为本能，那所谓的“意”，早已融进了血肉筋骨里，成了无需言说的肌肉记忆。
当疑问成了肌肉记忆，便不再需要答案了。
答案，会在一次次的追问中，自行浮现。
她转身，走回那间只容得下一榻一灶的陋室。
屋角堆着些渔网和晒干的海菜，咸腥味混着潮气，是她这三年来最熟悉的气息。
她走到灶前，伸手从冰冷的灰烬深处，摸出了一块温润的东西。
是半片陶。
陶片边缘早已被岁月磨平，不再割手。
上面用最粗陋的刀法刻着一个字，不是“教”，不是“类”，而是一个歪斜的“问”。
这是南荒第一堂课时，那个结巴的少年按着她的手刻下的。
它曾是她所有理念的起点，是她怀揣着走过朝堂风雨的信物。
她曾以为，自己会带着它入土。
可现在，她看着窗外那群在沙地上画问号的孩子，忽然觉得，这块陶片最好的归宿，或许并不是她的坟墓。
林昭然拨开灶膛的余灰，挖了个小坑，将陶片轻轻放入。
没有言语，没有仪式，她只是将冰冷的灰烬重新覆盖上去，就像埋下一粒不会发芽的种子。
做完这一切，天已擦黑。
她没有点灯，只借着窗外透进的最后一缕天光，将几件换洗衣物和两块干粮包进一块粗布里，然后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悄无声息地融入了渐浓的夜色。
她没有回头。
半月后，一封来自北境的信，经由一个南下的行商，辗转送到了柳明漪的绣棚。
信封上没有署名，只画着一片青叶，这是她和程知微的暗号。
柳明漪拆开信，程知微那冷静如刀的字迹便映入眼帘。
信上说，他夜宿雁门关外的一座边镇，见戍卒在换岗的间隙，并无交谈，只围着一块磨平的青石板，以炭笔默默写画。
他好奇凑近，只见石板上写着一行问话：“若君有错，臣当谏否？”下面一行是回答，笔迹不同，却同样沉默：“君错，非君之错，乃臣未尽言之过。”随即，答者擦去自己的字，又写下一问：“若民无言，官何以知其苦？”
程知微写道，他站在那群铁甲峥嵘的汉子中间，只觉一股荒凉又炽热的暖意从胸口升起。
这曾是阿昭被构陷入狱时，于牢墙之上，与不知名的狱卒一夜之间写满的问答。
如今，竟成了戍边人排遣长夜、砥砺心志的默契游戏。
他们不问对方是谁，不夸耀谁的答案更高明，只在这一问一答的无声思辨里，确认着彼此的存在。
信的末尾，程知微写道：“我取炭笔，于石角添上一句：‘问者不在，问仍在。’随即拂袖而去。阿昭，你所愿见的，大约便是如此景致。”
柳明漪捏着信纸，指尖有些发凉。
她想起三日前，镇上那个新开的“听问摊”。
摊主是个盲女，不卜卦，不算命，只听人说愁，予人一片陶。
有个老农愁眉苦脸地问：“地旱了月余，颗粒无收，这是该怨天，还是该修渠？”盲女不答，只递给他一片粗陶，让他用指腹触摸。
那陶片烧制时火候不均，表面满是龟裂的细纹。
老农摩挲良久，忽然一拍大腿，喃喃道：“怨天何用？地裂了，人得给它补上！”说罢，竟对着盲女深深一揖，转身大步离去，仿佛找到了天大的道理。
她当时立于人群之后，指尖下意识地抚过袖中那本用油布包了三层的册子——《启明心法》。
那是林昭然早年思想的精华，她曾视若性命，一字一句皆能背诵。
可那一刻，她忽然觉得，这本册子是死的。
此刻，借着烛光，柳明漪将册子一页页撕开，裁成大小不一的小片，小心地夹入五色斑斓的绣线团中。
次日，她将这些线团分赠给棚里的学徒，只说：“这线里藏着花样，你们以后，试着用针脚教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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