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绛云楼火 秦淮血泪（1641-1645）
汉书下嫁，绛云缥缃。
崇祯十四年（1641）六月，江南正值梅雨季节，湿热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躁动。在常熟虞山脚下的尚湖之上，那艘着名的“芙蓉舫”张灯结彩，一场惊世骇俗的婚礼正在举行。
新郎是年近花甲、名满天下的文宗钱谦益，新娘则是年仅二十四岁、风华绝代的“秦淮八艳”之首柳如是。这场结合，从萌芽之初便充满了离经叛道的色彩。柳如是，这个从风尘中挣扎而出的奇女子，并未选择委身作妾，而是以无比的勇气和清醒的坚持，要求“礼同嫡配”——即采用迎娶正室夫人的全部礼仪。这在等级森严的明清之际，不啻为一颗投向世俗伦常的重磅炸弹。
面对士林的哗然与非议，钱谦益展现出了他一生中难得的、超越世俗眼光的魄力。他慨然应允。婚礼之上，没有传统的繁文缛节，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文人雅趣与精神契合。他以一帙珍贵的宋版《汉书》作为聘礼，而她则以亲手校注的《玉台新咏》作为嫁奁。书籍成为他们爱情的信物与盟约，知识的重量远胜于金银珠玉。岸上围观者如堵，掷瓦投石者有之，讥讽嘲弄者更有之，称此举为“亵渎礼法”，“汉书下嫁”。然而，舫中的一对新人，在彼此的凝视与浩瀚的书香中，找到了对抗整个世界的堡垒。这一刻，他们是彼此唯一的知己与同盟。
婚后，他们的爱情在虞山脚下生根发芽，凝结成了一座文化的丰碑——绛云楼。这座宏伟的藏书楼，是钱谦益半生心血的汇集，也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楼中藏书七十三大椟，版本之精，种类之富，足以与皇家内府藏书媲美，号称“江南藏书之冠，无过于钱氏”。柳如是不仅是这里的女主人，更是最出色的整理者与校勘者。她以惊人的学识与缜密的心思，协助钱谦益编订《列朝诗集》，更亲自投入大量精力校勘《乐府诗集》。她的朱笔批注，精辟独到，字迹清丽如她所创的“柳叶篆”，这些珍贵的校勘文字，其学术价值之高，后来甚至被收入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之中，成为后世学者研究的重要依据。在绛云楼的那些岁月，是他们人生中最为宁静、丰盈而充满创造力的黄金时代。
国破惊雷，红颜励节。
然而，时代的巨轮正以不可阻挡之势，碾碎所有的宁静。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年），北京城破的噩耗如同一声惊雷，撕裂了江南的春日迷梦。消息传到常熟时，柳如是正在书房中临摹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笔下是前朝末世贵族醉生梦死的狂欢。听闻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大明王朝轰然崩塌，她手中的笔“啪”地一声坠地，墨迹污损了即将完成的画卷。
她猛地站起身，目光灼灼地望向身旁同样震惊悲恸的丈夫，声音清晰而决绝，如同金石坠地：
“夫君！国破如此，岂能苟全？若效屈子沉江，以身殉国，妾当作湘夫人，相随于九泉之下！”
这番话，不是一个普通女子在危难时的哀鸣，而是一位深受忠烈文化熏陶、具有高度政治自觉的士大夫式的抉择。她以屈原自沉、湘夫人殉情的古典意象，为他们夫妇二人规划了一条最为壮烈也最为传统的尽忠之路。
很快，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仓促建立，钱谦益被起用为礼部尚书。柳如是毫不犹豫地追随丈夫前往南京。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小朝廷里，她展现出了惊人的行动力与家国担当。她亲眼目睹朝政的腐败与武将的跋扈，忧心如焚。为激励士气，她毅然散尽自己珍藏的金银首饰、珠玉钗环，换成粮饷，亲自犒劳前线将士。当得知督师扬州的史可法处境艰难，誓死抗清时，她在灯下，用那双惯于执笔抚琴的纤纤素手，一针一线地为史可法缝制征袍。每一针，都缝进了她对这残山剩水的无尽眷恋，与力挽狂澜的微茫希望。
秦淮喋血，投池明志。
顺治二年（1645）五月，历史的悲剧达到了高潮。清军在多铎的率领下，势如破竹，兵临南京城下。弘光帝仓皇出逃，留都城一片混乱。此刻，柳如是的心中，数年前那个“效屈子沉江”的誓言再次轰鸣。
她与钱谦益一同登上了南京城墙。脚下，是黑云压城般的清军铁骑；城内，是惶惶不可终日的百姓与毫无战心的守军。柳如是蓦地从袖中抽出一把早已备好的匕首，雪亮的刀光映照着她因激动而格外苍白的脸。她直视着犹豫不决、面露怯懦的丈夫，声音凄厉而悲壮：
“牧斋！此时不死，更待何时？宜取义全节，以报国恩！何必惜此残躯！”
她希望用这最后的激将，唤醒丈夫身为士林领袖、朝廷重臣的尊严与气节，促成一场夫妇同殉的壮举，为这个即将逝去的王朝，画上一个悲壮的句号。
然而，世事终违人愿。在生死关头，钱谦益的抉择，将他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探手试了试城墙下的河水，说出了那句让他遗臭万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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