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达沃斯回来后，京潮的估值像坐了火箭。国际投行的报告里开始出现“东方特斯拉”“纺织界华为”这样的字眼。七月，高盛、摩根士丹利、瑞银的代表挤满了京潮的会议室。
“纳斯达克上市，估值一百五十亿美元。”高盛的女董事凯瑟琳把方案推过来，“我们可以做承销商，但要求独家。”
何叶翻着厚厚的上市计划书，停在“对赌条款”那页：“如果上市后股价跌破发行价百分之二十，我的投票权要稀释百分之十五？”
“这是行业惯例。”凯瑟琳微笑，“确保管理层有足够压力做好业绩。”
“京潮不需要这种压力。”何叶合上文件，“我们可以接受上市，但条件要改：第一，不设对赌；第二，承销商要三家以上，不能独家；第三，我要保留特别投票权，重大决策一票否决。”
凯瑟琳的笑容僵住：“何先生，这在华尔街没有先例。”
“那就从京潮开始。”
谈判陷入僵局。但何叶不着急，因为另一条路已经铺好——香港交易所派来了特别小组，承诺给京潮“同股不同权”的上市架构，估值一百二十亿美元，虽然比纳斯达克低，但条件宽松得多。
“他们想用香港逼我们就范。”杨雪看穿高盛的策略，“但如果我们真的选香港，华尔街的面子就挂不住了。”
果然，三天后凯瑟琳主动让步：取消对赌，三家承销商联合承销，特别投票权可以保留，但“重大决策”的范围要严格限定。
“成交。”何叶签字时，手很稳。
上市流程启动。尽职调查、财务审计、法律合规……京潮像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计团队在通县工厂发现一个“问题”：三年前收购深圳厂时，有笔五百万的“中介费”没有完税。
“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财务总监额头冒汗，“当时为了尽快完成收购，走了些灰色渠道。”
“补税，交罚款，主动向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何叶果断决定，“诚信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
补税加罚款，一口气出去八百万。但换来了审计报告上的“无保留意见”。
九月，招股说明书提交SEC。等待审核的日子里，黑石又出手了——他们找到京潮在美国的一起集体诉讼旧案：三年前有个消费者买了京潮大衣，声称面料引起过敏，索赔五百万美元。案子早就和解了，但黑石把它挖出来，做成“京潮产品质量堪忧”的报道。
“这是上市前的标准动作。”律师团队早有准备，“我们已经准备了医学鉴定报告，证明过敏源是消费者自家宠物毛发。而且，三年来京潮在美国的投诉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十倍。”
反击材料当天发给SEC和所有媒体。但更狠的还在后面——黑石收买了京潮的一个前供应商，此人向SEC举报，说京潮“强迫供应商降价，涉嫌垄断”。
“这是诬陷！”何雨柱气得发抖，“咱们的采购价明明比市场高百分之五！”
“但SEC会调查。”何叶冷静下令，“通知所有供应商，愿意作证的，明年订单量加百分之二十；保持沉默的，合作照旧；作伪证的，永久拉黑。”
利益面前，人心现形。四十七家主要供应商联名出具证明，附上历年合同和付款记录，证明京潮“付款及时、价格公道”。
SEC的调查一周后就结束了——举报不实。
但上市时间被耽误了一个月。十一月，SEC终于批准。上市日期定在十二月十八日，代码“JCTC”。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芯片出了事。
比亚迪的柔性电子专线，第一批十万片芯片，良品率只有百分之三十。王传福亲自飞到北京：“工艺没问题，是原料纯度不够。日本那边卡住了高纯度硅烷的出口。”
又是卡脖子。何叶算过时间：如果芯片供应不上，上市后第一份季报就会很难看，股价必然暴跌。
“国内有替代吗？”
“有，但纯度差两个等级，做出来的芯片性能降百分之四十。”王传福说，“而且产能不够，一个月最多三万片。”
“那就用国内的，性能不够数量凑。”何叶做出惊人之举，“通知生产部，所有智能面料产品，芯片数量翻倍——一片性能不够，就用两片并联。”
“成本会翻倍！”
“上市前三个月，我们不求利润，只求交付。”何叶盯着生产计划表，“告诉比亚迪，加三倍工资，产能给我提到每月十万片。钱，京潮出。”
疯狂的命令。财务总监算账：芯片成本增加，毛利从百分之四十降到百分之十，加上额外的人工支出，这个季度可能亏损。
“亏就亏。”何叶说，“上市第一战，信誉不能丢。”
生产车间三班倒。包装线上，工人们把两片芯片缝进同一件衣服。虽然笨重，但功能达标。
十二月十日，离上市还有八天。何叶带着路演团队飞到纽约。华尔道的宴会厅里，坐满了基金经理和投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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