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换了旗,却没换年号。
黔国公府偏院被腾了出来,正堂不动,偏院先开衙。门口挂起一块新匾——平滇军府。
匾额是新漆,木料却寒碜,拆的旧门板。匠人把最后一笔描完,退了两步看了看,倒也周正。收工钱时,他手心里捏着三两银子,没忍住多问了一句:“将军,这算什么朝?”
旁边差役眼皮一跳,正要呵斥,孙可望已经听见了。
“把人叫回来。”
匠人脸都白了,磨磨蹭蹭走回来,手里银子都攥热了。
孙可望坐在廊下,抬手指了指那块匾:“你问得不差。不是朝,也不是国。大西旧号不用,大夏开元也不用。军府文书,先按干支记事。云南先活,活下来再谈谁坐龙椅。”
匠人听了半天,没听出个封号品级,只琢磨自己饭碗,憋出一句:“那小人这工钱,还算数吧?”
堂内几个老营将领差点没绷住。
孙可望摆摆手:“给。少你一文,你去鼓前告。”
匠人愣了愣,没想到还能这样收场,抱着银子赶紧退下。走出院门后还回头看了一眼,嘴里嘀咕一句:“不管什么朝,给钱就比前头强。”
第二天,军府门口真立了一面鼓。
鼓不大,位置却显眼,旁边贴着告示,字写得很直白——兵抢民,告;吏吞粮,告;土司截路,告;买卖短斤少两,也告。
有识字的站着念,不识字的围着听。昆明百姓听完后面面相觑,谁都没上前。
不是不想敲,是不敢信。
前几个月昆明换了几回脸,城门口的规矩一日三变。沙定洲进城时也喊过安民,结果没几天,索粮、抽丁、抄铺子,一样不少。沐府血案到现在还压在城头上,谁家不是关门睡觉,鞋都放床边,真有兵踹门,好抄起来就跑。
第三天晌午,真有人来敲了。
是个卖米的老妇,头发花白,背都弯了,拄着竹杖,一下一下把鼓敲得发闷。她身边跟着个瘦孙子,怀里抱着半个空米袋,嘴唇抿得发白。
军府差役把人带进去。
老妇一开口,满院子都听明白了。一个军府兵卒当街强拿她半斗米,还骂她“老不死”。
孙可望只问了两句:“人认得清?”
“认得,左耳少半截,脸上有麻子,抢米时还说自己是平滇军府的爷。”
“拖来。”
人拖到街口,围观的百姓比听戏时还多。那兵卒起初还嘴硬,等老妇当众把人认出来,又有两个摊贩出来作证,他腿就软了。
孙可望没让人拖下去打,就在街口办。
赔米,赔钱,三十军棍,革去军籍,发去修城。
那兵卒挨到二十棍时已经骂不出来了,围观的人却越看越安静。昆明人不傻,军法是真打还是做样子,一眼就看得出。
等人被拖走,老妇抹了把汗,把赔回来的米袋抱紧,冲着衙门门口磕了个头,没说什么场面话,只念叨一句:“米拿回来了,就成。”
这一下,城里风向开始变了。
百姓其实不管孙可望姓孙还是姓朱,也不管他前头是不是大西的人。沙定洲闹那一场,把昆明人的胃口都闹小了。大家眼下只看两件事。
米几文一斗。
夜里有没有兵踹门。
孙可望盯的,也就是这两件事。
军府发出的第一批文书,没谈忠义,也没急着竖旗号。全是些粗东西:粮价、租息、盐井、铜钱。
租减三成,息减五成。官一民九,豪右旧占的田地今年先不翻旧账,但收租不得过线,谁敢趁乱加码,先拿账房。井盐改官营,小民挑盐照旧走,大户囤盐抬价,抓到就抄。铜钱局重开,先铸小钱,把市面零钱荒先补上。
这几条一下来,昆明城里不少铺子当天就开了门。
米铺掌柜最会看风向。军府贴了平价牌,他嘴上骂,手上还是把涨到天上的米价悄悄往下挪了两格。再不挪,军府账吏真会带着秤和算盘进门。
最让山里头人盯着的,还是那句——土司旧地,暂不改土归流。
这句话一传出去,东川、临安、石屏几路头人都松了口气。
可文书下面紧接着又补了一刀。
各寨兵丁、粮道、水源、盐路、铜矿,皆须登记入册。敢虚报,军府不问祖宗,只问刀。
这就不是安抚了,这是先摸底。
杨畏知看完文书,手指在“暂不”二字上停了一下,半天才把纸放回案上。
孙可望坐在案后,面前摊着一叠账册,头也没抬:“杨先生觉得不妥?”
杨畏知看着他:“字妥,心不妥。”
“讲讲。”
“你不动土司,不是仁厚,是兵还没吃稳。等你兵足了,云南旧制还能剩多少,难说。”
堂里几个军将都抬头看了杨畏知一眼。换旁人,这话就有点不识趣了。
孙可望却笑了笑,没动怒。
“先生来军府做参议,本就是替沐国公盯我。你盯着,我做事也少些骂名。”
杨畏知不接这话,顺势把条件一条条摊开:“国公在楚雄,俸禄和护卫,要按议定给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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