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换了旗，却没换年号。
黔国公府偏院被腾了出来，正堂不动，偏院先开衙。门口挂起一块新匾——平滇军府。
匾额是新漆，木料却寒碜，拆的旧门板。匠人把最后一笔描完，退了两步看了看，倒也周正。收工钱时，他手心里捏着三两银子，没忍住多问了一句：“将军，这算什么朝？”
旁边差役眼皮一跳，正要呵斥，孙可望已经听见了。
“把人叫回来。”
匠人脸都白了，磨磨蹭蹭走回来，手里银子都攥热了。
孙可望坐在廊下，抬手指了指那块匾：“你问得不差。不是朝，也不是国。大西旧号不用，大夏开元也不用。军府文书，先按干支记事。云南先活，活下来再谈谁坐龙椅。”
匠人听了半天，没听出个封号品级，只琢磨自己饭碗，憋出一句：“那小人这工钱，还算数吧？”
堂内几个老营将领差点没绷住。
孙可望摆摆手：“给。少你一文，你去鼓前告。”
匠人愣了愣，没想到还能这样收场，抱着银子赶紧退下。走出院门后还回头看了一眼，嘴里嘀咕一句：“不管什么朝，给钱就比前头强。”
第二天，军府门口真立了一面鼓。
鼓不大，位置却显眼，旁边贴着告示，字写得很直白——兵抢民，告；吏吞粮，告；土司截路，告；买卖短斤少两，也告。
有识字的站着念，不识字的围着听。昆明百姓听完后面面相觑，谁都没上前。
不是不想敲，是不敢信。
前几个月昆明换了几回脸，城门口的规矩一日三变。沙定洲进城时也喊过安民，结果没几天，索粮、抽丁、抄铺子，一样不少。沐府血案到现在还压在城头上，谁家不是关门睡觉，鞋都放床边，真有兵踹门，好抄起来就跑。
第三天晌午，真有人来敲了。
是个卖米的老妇，头发花白，背都弯了，拄着竹杖，一下一下把鼓敲得发闷。她身边跟着个瘦孙子，怀里抱着半个空米袋，嘴唇抿得发白。
军府差役把人带进去。
老妇一开口，满院子都听明白了。一个军府兵卒当街强拿她半斗米，还骂她“老不死”。
孙可望只问了两句：“人认得清？”
“认得，左耳少半截，脸上有麻子，抢米时还说自己是平滇军府的爷。”
“拖来。”
人拖到街口，围观的百姓比听戏时还多。那兵卒起初还嘴硬，等老妇当众把人认出来，又有两个摊贩出来作证，他腿就软了。
孙可望没让人拖下去打，就在街口办。
赔米，赔钱，三十军棍，革去军籍，发去修城。
那兵卒挨到二十棍时已经骂不出来了，围观的人却越看越安静。昆明人不傻，军法是真打还是做样子，一眼就看得出。
等人被拖走，老妇抹了把汗，把赔回来的米袋抱紧，冲着衙门门口磕了个头，没说什么场面话，只念叨一句：“米拿回来了，就成。”
这一下，城里风向开始变了。
百姓其实不管孙可望姓孙还是姓朱，也不管他前头是不是大西的人。沙定洲闹那一场，把昆明人的胃口都闹小了。大家眼下只看两件事。
米几文一斗。
夜里有没有兵踹门。
孙可望盯的，也就是这两件事。
军府发出的第一批文书，没谈忠义，也没急着竖旗号。全是些粗东西：粮价、租息、盐井、铜钱。
租减三成，息减五成。官一民九，豪右旧占的田地今年先不翻旧账，但收租不得过线，谁敢趁乱加码，先拿账房。井盐改官营，小民挑盐照旧走，大户囤盐抬价，抓到就抄。铜钱局重开，先铸小钱，把市面零钱荒先补上。
这几条一下来，昆明城里不少铺子当天就开了门。
米铺掌柜最会看风向。军府贴了平价牌，他嘴上骂，手上还是把涨到天上的米价悄悄往下挪了两格。再不挪，军府账吏真会带着秤和算盘进门。
最让山里头人盯着的，还是那句——土司旧地，暂不改土归流。
这句话一传出去，东川、临安、石屏几路头人都松了口气。
可文书下面紧接着又补了一刀。
各寨兵丁、粮道、水源、盐路、铜矿，皆须登记入册。敢虚报，军府不问祖宗，只问刀。
这就不是安抚了，这是先摸底。
杨畏知看完文书，手指在“暂不”二字上停了一下，半天才把纸放回案上。
孙可望坐在案后，面前摊着一叠账册，头也没抬：“杨先生觉得不妥？”
杨畏知看着他：“字妥，心不妥。”
“讲讲。”
“你不动土司，不是仁厚，是兵还没吃稳。等你兵足了，云南旧制还能剩多少，难说。”
堂里几个军将都抬头看了杨畏知一眼。换旁人，这话就有点不识趣了。
孙可望却笑了笑，没动怒。
“先生来军府做参议，本就是替沐国公盯我。你盯着，我做事也少些骂名。”
杨畏知不接这话，顺势把条件一条条摊开：“国公在楚雄，俸禄和护卫，要按议定给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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