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策，”李恪深吸一口气，说出最后，也可能是最敏感的一策，“适度开放海贸，以增税源。”他知道唐朝中后期海上丝绸之路才逐渐繁荣，但此时提出，无疑具有前瞻性，也更具风险。“我大唐物产丰盈，丝绸、瓷器、茶叶，皆为外邦所渴求。可在广州、扬州等沿海要地，设立市舶司，管理外来商船，征收关税。此举不仅能增加朝廷收入，更能互通有无，扬我国威于海外。”
“然，需严加管控，防止奸细混入，亦不可使金银铜钱过度外流。”他补充道，显示了思考的周全。
“此八策，便是儿臣对‘钱法未通，血脉不畅’的陋见。”李恪终于说完，再次躬身，“儿臣深知，此八策涉及广泛，触动利益甚多，施行起来必是千难万难。但若能使钱货其流，物尽其用，民力得舒，则我大唐根基，必将更加稳固！”
殿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只有漏刻滴答作响，记录着时间的流逝。
李世民坐在那里，目光低垂，看着光洁如镜的金砖地面，手指无意识地在书案上划动着，似乎在推演、在权衡。
李恪提出的这“钱法八策”，从货币本身到物流、仓储、金融、户籍、技术乃至外贸，几乎涵盖了一个帝国经济命脉的方方面面。有些是旧策重提（如常平仓、清查户口），但赋予了更清晰的目标；有些则闻所未闻（如飞钱、鼓励工匠、开放海贸），大胆得近乎异想天开。
但这异想天开之中，又隐隐透出一种超越这个时代的、系统性的逻辑。
良久，李世民终于抬起头，目光如电，直射李恪：
“李恪，你告诉朕。”
“这些，当真是你‘梦中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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