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州的临时帅府，成了我西进征程的第一个决策中枢。张荣、萧突迭的骑兵如同两把锋利的梳子，不断梳理着西山地区的边患与潜在威胁；派出去的文吏和使者，则如同细密的蛛网，尝试将影响力渗透到更远的山区与部族；而来自各方的情报——大同的、西夏的、乃至草原的——则如同涓涓细流，汇聚于此，勾勒出一幅日益清晰的西线战略态势图。
一、步步为营，蚕食鲸吞
张荣和萧突迭严格执行了我的方略，将“清剿边患”与“拓展影响”紧密结合。他们的行动并非一味猛冲猛打，而是充满了策略性。
在西北方向，沿着桑干河谷，他们首先集中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除了几处盘踞在交通要道上的大型匪寨。这些匪寨多为金军溃兵与当地亡命之徒纠结而成，战斗力有限但祸害不小。联军骑兵的雷霆打击，不仅肃清了道路，更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随后，他们并未急于向重兵布防的雁门关（大同东南门户）挺进，而是分兵控制了灵丘、广灵等几座防御薄弱、守军早已逃散或观望的小城。控制这些城池后，张荣并未大肆劫掠或强征，反而开仓放粮（缴获的匪资和少量存粮），赈济城中饥民，并张贴安民告示，宣布联军只诛首恶，胁从不问，鼓励百姓回乡生产，商旅往来。
同时，他们开始在这些新控制的区域建立简易的驿站和哨卡，派驻少量兵力，并招募当地可靠之人作为向导和辅兵。这些举措，使得联军的影响力沿着河谷，如同藤蔓般，逐步向大同方向延伸。
西南方向，飞狐陉、蒲阴陉等太行山隘口的清理更为艰难。这里地形复杂，山高林密，匪患多为本地山民或小股溃兵，熟悉地形，行踪诡秘。萧突迭充分发挥了部族骑兵擅长山地作战的优势，采取小股精兵突击、设伏诱敌、夜间奇袭等战术，一步步将山匪驱离主要通道。他也效仿张荣，对愿意归顺或保持中立的山区村寨给予保护和交易便利，孤立并打击那些冥顽不灵者。
短短两月间，蔚州以西、大同以东、太行山以北的这片三角区域，治安大为好转，几条主要商道重新出现了零星的商队，虽然规模远不如前，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更重要的是，通过军事行动和政治安抚，联军在这一区域建立起了初步的、事实上的控制，将前沿触角稳稳地抵近到了距离大同不足百里的地方。
宗翰显然察觉到了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压力。他派出的游骑与联军前哨的摩擦日益频繁，小规模的遭遇战时有发生。但宗翰主力始终龟缩在大同城内及周边几个坚固的卫星堡垒中，并未大规模出击。他似乎也在观察，在权衡，或许也在等待来自朝廷的进一步指示或来自其他方向的变数。
二、远交近攻，暗通款曲
军事上的稳步推进之外，外交与情报战线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派往西夏的使者，我最终选定了两人。明使为原梁山头领、“铁叫子”乐和。他不仅口齿伶俐，精通音律（便于接近西夏贵族），更在江湖和军中历练多年，胆大心细，应变能力强。暗使则是燕青精心挑选的一名西夏裔（早年流落中原）斥候，化名李平，通晓西夏语、吐蕃语乃至一些蒙古语，对西夏内部情况也有所了解，负责暗中联络、传递密信、核实情报。
我给乐和的指示很明确：以“大宋北伐联军西线都督武松”私人使者的名义出访，避开西夏官方（以免引起金国警觉和宋朝朝廷的猜疑）。携带重礼（主要是江南丝绸、精美瓷器、茶叶和部分联军缴获的珍稀皮毛），设法接触西夏国中有影响力的贵族、将领，尤其是那些对金国抱有不满或持务实态度者。
交涉的重点有三：其一，陈述金国新败，幽燕光复，北伐联军兵强马壮之势，暗示西夏继续完全倒向金国并非明智之举；其二，表达联军愿与西夏和平共处，尊重其现有疆界，并开放边境贸易，共享丝路商利；其三，委婉提出，希望西夏能在金国试图通过其境内调动军队或获取补给时，加以“限制”或“提高价码”，当然，联军愿意为此支付“酬劳”或提供其他便利。
这是一个极其敏感且危险的任务。乐和与李平领命后，带着少量精锐护卫，伪装成一支贩卖皮毛和中原奇货的商队，取道河东北部，秘密向西夏国都兴庆府（今银川）方向进发。他们的行程与安危，牵动着我的心。但这一步棋若成，将极大地改善西线战略态势，甚至可能撬动整个北方格局。
与此同时，对那些被派往西山深处各部族、山寨的文吏，我也下达了新的指令：除了继续宣扬联军政策、赠送礼物外，开始有选择地透露一些关于金国衰弱、联军强大的“内部消息”，并暗示未来可能在此地设立“羁縻州府”，委任当地头人为官，只要他们承诺服从联军号令（主要是提供情报、协助维持治安、不帮助金军），便可享受赋税优惠和军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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