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教授说，“易经讲‘物极必反’，边际效应也是如此。第一口奶茶喝着最香，第二口就差一点，第三口可能就腻了——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就像阴阳转化，当收益超过临界点，就会向相反方向发展。美国的消费文化里，这种‘理性凑单’反而少一些，他们更倾向于‘需要就买，不需要就不凑’，这和他们‘个体效率优先’的思维有关。”
许黑突然反驳：“我才不凑单！我觉得多花10元就是亏，哪怕省了钱，也是多花了本来不该花的钱。”
教授笑着说：“这就是个体差异啦！经济学不强迫所有人都一样，而是研究‘大多数人的选择规律’。许黑的选择，其实是‘规避损失’的心理在起作用，心理学里叫‘损失厌恶’，和理性人假设并不冲突，只是决策的侧重点不同。”
三、夏天的西瓜：供求关系、市场机制与哲学“平衡法则”
“第三个场景，夏天的西瓜。”教授拿起一张图表，“你们发现没？6月份天气热，西瓜刚上市，价格能涨到5元/斤；到了8月丰收，价格就跌到1.5元/斤，这是为什么？”
“因为6月西瓜少，想买的人多！”蒋尘立刻回答。
“8月西瓜多，卖不完就降价！”叶寒补充道。
“没错！这就是经济学最核心的‘供求决定价格’原理。”教授重重点头，“需求涨、供给少，价格就涨；供给多、需求稳，价格就跌，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平衡——这是亚当·斯密在18世纪提出的观点，也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
“亚当·斯密？就是那个‘经济学之父’？”周游问道，“我记得他还说过，个体逐利能带动整体繁荣？”
“太对了！”教授赞许道，“古典经济学（18-19世纪）的代表人物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认为，自由市场能让资源配置更高效；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则解释了为什么各国要做国际贸易——比如中国擅长制造，美国擅长科技，互相交换能实现双赢。”
“那后来呢？这个理论一直管用吗？”吴劫好奇地问。
“当然不是。”教授说，“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市场完全失灵，大量工人失业，西瓜再便宜也没人买。这时候凯恩斯站了出来，提出‘政府要干预经济’，就像给市场‘搭把手’——政府投资建工厂、调控利率，让经济慢慢复苏，这就是凯恩斯主义，也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这就像易经里的‘阴阳互补’吧？”秦易说道，“市场自由是‘阳’，政府干预是‘阴’，光有阳不行，光有阴也不行，两者平衡才能稳定。”
“秦易的比喻太精准了！”教授赞叹道，“哲学里也讲‘平衡法则’，任何极端都会出问题。到了现代，经济学不再单一信奉某一理论，而是多元发展——比如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稳定货币；行为经济学结合心理学，解释人为什么‘不理性’。就像西瓜价格，完全自由放任可能导致囤积居奇，过度干预又会让农民失去积极性，只有‘市场调节+适度引导’，才能实现平衡。”
四、中美经济学文化差异：政府、个体与文明基因
“现在咱们回到周游刚才提到的话题，”教授在黑板上画了两条线，“中美经济学文化的核心差异，其实是‘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集体与个体的优先级’决定的，背后是历史背景和文明基因的不同。”
“先看政府与市场：中国像‘领航员’，美国像‘裁判’。”教授解释道，“中国会通过政策引导经济方向，比如扶持新能源、调控房价，既要让市场自由竞争（比如奶茶店定价、超市促销），也要兼顾社会公平；而美国更强调‘市场自主运行’，政府很少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比如硅谷的科技公司，全靠自由竞争发展，政府只负责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市场秩序。”
“这和易经的‘刚柔并济’有关吗？”吴劫问。
“有关系！”教授说，“中国文化讲究‘集体利益优先’，政府的‘领航’本质是为了‘共同发展’，比如脱贫攻坚、区域协调政策，就像易经‘群龙无首，吉’，强调的是整体和谐；而美国文化源于西方个人主义，更突出‘个体机会平等’，鼓励个人创业、财富积累，认可竞争带来的贫富差异，认为这是激励创新的动力——这就是哲学里‘整体与局部’的不同侧重。”
“再看日常经济行为：中国家庭爱储蓄，美国家庭爱信贷。”教授继续说，“蒋尘，你家是不是会把一部分钱存起来，用于教育、医疗？”
蒋尘点点头：“我妈妈说，存钱是为了‘未雨绸缪’，万一有急事能用上。”
“这就是中国的‘风险规避’文化，和易经‘居安思危’的智慧不谋而合。”教授说，“而美国更倾向于‘提前享受’，比如贷款买房、信用卡消费，月光族很常见。这背后是经济环境的差异——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逐步完善，而美国的信贷市场更成熟，也反映了‘当下满足’与‘长远规划’的哲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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