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结了之后的第三天，狄仁杰收到了朝廷的嘉奖令。来宣旨的太监站在大理寺的正堂里，尖着嗓子念了一通褒奖之辞，什么“明察秋毫”“为国护宝”，念完把圣旨往狄仁杰手里一塞，笑眯眯地讨了杯茶喝。狄仁杰让人给他沏了杯上好的龙井，太监喝完茶，抹了抹嘴，坐着轿子走了。大理寺的差役们脸上都带着笑，只有狄仁杰没有笑。他把圣旨卷起来放进柜子里，和那些没结的案卷放在一起。
接下来几天，长安城很平静。雪化了，柳条绿了，护城河里的冰裂开了一道道缝，有水从缝里渗出来，在阳光下亮闪闪的。狄仁杰每天坐在书房里翻案卷，把积压的旧案一桩一桩拿出来重新审理，日子过得像钟摆一样有规律。
直到二月初二那天，龙抬头的日子，长安城东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傍晚，狄仁杰正准备离开大理寺回府，李元芳从外面冲进来，脸色很不对劲。他跑得太急，靴子上的泥溅了一地，连礼都没来得及行，张嘴就说了一句话。
“大人，城东曲池坊出了一桩命案。死者被吊在自家门前的灯笼架子上，血从身上流下来，把整个灯笼都染红了。”
狄仁杰脚步一顿。“什么样的灯笼？”
李元芳咽了口唾沫。“不是元宵节挂的那种纸灯笼。是一种老式的骨架灯笼，竹子扎的骨架，外面糊的不是纸，是羊皮。羊皮被血浸透了，红得发黑。周围的邻居说，那盏灯笼是死者自己扎的，挂了十几年了，从来没点过。今晚忽然亮了，邻居觉得不对劲，走过去一看——灯笼里点的不是蜡烛，是人血从灯笼顶上淌下来，把里面的油灯浇灭了又点燃，烧出来的光。”
狄仁杰没再问，直接往外走。他上了马，带着李元芳和几个差役，穿过长安城的大街小巷，往曲池坊赶。天已经黑了，街边的店铺都关了门，只有几盏风灯挂在檐下，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马蹄踏在石板上，声音在空荡荡的巷子里回荡，像有人在身后跟着。
曲池坊在长安城的东北角，靠近通化门，住的都是些手艺人——篾匠、木匠、铁匠、皮匠，白天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到了晚上就安静下来。死者住在一座独门独户的小院子里，院子不大，院墙是土夯的，门是木头的，门楣上挂着一盏灯笼。
狄仁杰下了马，站在门口，抬头看那盏灯笼。
灯笼不大，大概两个巴掌合起来那么宽，竹骨架，羊皮面，里面有一盏小油灯，火苗还在跳。羊皮本来应该是半透明的米白色，可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整面羊皮被血浸透了，呈现出一种暗沉沉的红褐色，在火光的映照下透出一种诡异的暖光，像一块凝固的血琥珀。血从灯笼底部一滴一滴地往下落，在门前的石阶上汇成了一个小小的血洼，还没干透，反着光。
死者被吊在灯笼架子下面的横梁上。那根横梁本来是用来挂灯笼的铁钩子的，现在钩子上挂着一个人。一个男人，五十来岁，瘦瘦小小的，穿着一件灰布短褐，双手被反绑在身后，脖子被一根麻绳套住，整个人悬在半空中，脚尖离地不到三寸。他的头低垂着，脸色灰白，嘴唇发紫，眼睛半睁半闭，瞳孔已经散了。血从他的胸口流下来，顺着衣服往下淌，把整件短褐染成了黑色。血是从胸口一个拳头大小的伤口里流出来的——不是刺伤，不是砍伤，是剜伤。伤口边缘参差不齐，像是被人用什么钝器硬生生把胸口的一块肉挖掉了。
狄仁杰走上前，蹲下身，凑近了看那个伤口。火光跳动，伤口在明灭之间忽深忽浅。伤口的位置在胸骨正中，正好是心脏的位置，但不是一刀捅进去的，而是被人绕着心脏剜了一圈，把胸口的皮肤和肌肉整块挖了下来。伤口很深，能看见里面白森森的肋骨，肋骨上还有刀尖划过的痕迹。凶手把死者胸口的一块肉取走了，带走了。这不像杀人，更像是一种仪式——一种精确而残忍的仪式。
“仵作到了吗？”狄仁杰站起身。
“到了。”李元芳带着仵作走过来。仵作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姓何，在大理寺干了三十年，验过的尸体比狄仁杰见过的都多。他提着灯笼走近尸体，只看了一眼那个伤口，眉头就皱了起来。
“狄大人，这个伤口不是用刀剜的。”
“那用什么？”
何仵作把灯笼凑近了，指着伤口边缘的皮肉。“你看，伤口边缘的肉不是被切断的，是被撕裂的。切开的伤口边缘平滑，撕裂的伤口边缘参差不齐，像被狗啃过一样。这不是刀伤，是钩伤。凶手用的是一种带钩的器具，先刺进胸口，钩住皮肉，往外一拉，整块肉就撕下来了。这种东西，我以前只见过一次。”
“在哪里？”
何仵作沉默了一下。“三十年前，我在陇右道验过一具尸体，是个猎户，被熊咬死的。熊的爪子就是带钩的，撕开的伤口跟这个很像。可这个不是熊咬的——钩进去的角度太整齐了，是人为的，用的是一种特制的铁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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