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芳查了三天，把长安城里挂羊皮灯笼的人家一户一户摸了个遍。曲大做灯笼做了二十年，卖出去的羊皮灯笼少说有三四百盏，大部分卖给了城里的寺庙、商铺和富户，用来挂在大门口或者回廊里，图个羊皮透光好、风吹不灭。可这些灯笼大多已经旧了破了换了，还在挂着的不过四五十盏，散落在长安城的各个坊里，东一盏西一盏，像撒在地上的芝麻，毫无规律可言。
狄仁杰让李元芳把这四五十盏灯笼的位置全部标在一张长安城的地图上。地图铺开来占了半张桌子，红笔点出的灯笼位置密密麻麻，乍一看没有任何章法。可狄仁杰盯着地图看了半个时辰，发现了一件事——这些灯笼的分布不是随机的。它们以曲池坊为中心，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延伸，每个方向上最远的那一盏灯笼，正好对应炭笔画上的四个地点。
东边最远的一盏，在灞桥旁边的一户渔家门前。灞桥——河。第二张图。
南边最远的一盏，在大慈恩寺大雁塔下的一间香烛铺门口。大雁塔——塔。第三张图。
西边最远的一盏，在城外渭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上，是一个老乞丐挂上去的，说夜里河风大，有个灯笼照着不冷。柳树冬天枯了枝，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枯树。第四张图。
北边最远的一盏，就是曲大自己门前那盏。曲大自己。第一张图。已经应验了。
狄仁杰的手指从地图上移开，心里的那块石头往下沉了几分。四个地点对应四盏灯笼，四盏灯笼对应四个目标。曲大死了，第一盏灯笼被血染红。剩下的三盏灯笼还在原处挂着，还没有被血染红——也就是说，剩下的三个人还没有死。可凶手已经把灯笼的位置都摸清楚了，他随时可能动手。
“这四盏灯笼，曲大是什么时候卖出去的？”狄仁杰问。
李元芳翻了翻从曲大铺子里搜出来的账本。“时间不一样。灞桥那盏卖了十二年，大雁塔那盏卖了八年，渭河柳树上那盏是五年。曲大自己门前那盏没卖，是他自己挂的，挂了十五年。”
“买灯笼的人是谁？”
“灞桥那盏是渔家买的，户主叫周老六，打鱼的，在灞河边住了大半辈子。大雁塔那盏是香烛铺的掌柜买的，姓郑，叫郑有余。渭河柳树上那盏是一个乞丐捡的——曲大有一年灯会送了十几盏灯笼给街上的乞丐，这盏是其中之一，被一个叫何瘸子的老叫花子挂在柳树上。”
三个名字，三个身份，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狄仁杰看着这三个名字，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个念头——这些人只是买灯笼的人，他们未必就是凶手的目标。凶手的目标是当年军器监皮作房的匠人，或者是跟弓弦调包案有关的官员。灯笼只是一个记号，凶手把灯笼的位置标在地图上，用它们来确定杀人地点的坐标。谁的门前挂着这四盏灯笼，谁就会被卷入这场杀人仪式里——不是作为被杀的人，就是作为被发现尸体的地点。
可这三个灯笼持有者——周老六、郑有余、何瘸子——他们跟二十年前的旧案有什么关系？狄仁杰让苏无名去查这三个人的底细。苏无名查了一天，带回来三份履历，每一份都让狄仁杰的眉头皱得更紧。
周老六，五十八岁，祖籍陇右安定，二十年前搬到长安，在灞河边买了条渔船打鱼为生。他来长安的时间和曲大几乎同时，都是神功二年——弓弦案结案的那一年。他的祖籍是陇右安定，和孙老九是同乡。
郑有余，五十五岁，祖籍陇右武威，十五年前搬到长安，在大雁塔下开了间香烛铺。他的祖籍是陇右武威，和赵铁头是同乡。
何瘸子，六十岁，无籍贯记录，自称是凉州人，十年前流落到长安，在城外各处乞讨。他的左脚是瘸的，走路拄一根木棍。他的祖籍是凉州——当年吐蕃人攻破凉州，孙老九全家就死在那场战乱里。
狄仁杰把三份履历并排放在桌上，手指在三个名字上来回敲了三下。这三个人，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皮作房匠人的影子。他们的祖籍、迁移时间、年龄，都和当年的匠头有某种隐秘的对应。这不可能只是巧合。如果他猜得没错的话，这三个人就是马三刀、赵铁头、孙老九。
可马三刀已经死在羊皮市了。如果周老六是马三刀，那死者是谁？
狄仁杰的脑子飞快地转了一圈。曲大卖了四盏灯笼给四个人。曲大自己是一号目标，已经死了。灞桥的周老六、大雁塔的郑有余、渭河边的何瘸子，这三个人分别对应河、塔、枯树三个场景。如果凶手的目标就是这四个人，那马三刀的死和这四个场景无关——马三刀死在羊皮市自己的割皮台子上，他的灯笼被凶手提前买走了，他没有在凶手的“四盏灯笼”名单上。
那么马三刀是谁杀的？他的死法、凶手留下的“第二颗心归位”的字条，都说明是同一个凶手所为。可凶手为什么要单独杀他，而不是把他放进四幅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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