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5日，金鸡奖提名名单公布的清晨，高浪正在光影车间的剪辑室里，给《遇见》的纪录片做最后的调色。显示器上，老酒馆的灯光正透过雨幕晕染开来，像极了他此刻复杂的心情——三天前，组委会打来电话，说他凭借《遇见》获得了最佳新人导演提名，这个消息至今仍让他觉得不真实。
“浪哥，快看微博！”张涛拿着手机冲进来，屏幕上#高浪 黑马#的词条已经冲上热搜第三，“《电影报》的主编李建军写了篇长文，说你‘用800万的成本，给浮躁的影视圈上了一课’！还有，中戏的教授们把《遇见》列为导演系必看影片了！”
高浪刚想说话，剪辑师赵建国突然指着监控屏惊呼：“票房又涨了！3.17亿了！刚才接到深圳影院的电话，说有个影迷包了整场，请了三十位孤寡老人来看，说老周让他想起了过世的父亲。”
正说着，门被推开，央视《中国电影报道》的记者王琳带着摄像团队走进来。她举着话筒直奔高浪：“高导，现在业内都在讨论，您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小而美’的电影会成为主流？还有传言说，您拒绝了华谊兄弟五千万的投资，这是真的吗？”
高浪擦了擦手上的调色笔，看向窗外：“上周去参加社区放映会，有个开杂货店的大姐说，她看懂了老周为什么总在柜台下面备着创可贴——因为总有人会不小心被生活划伤。对我来说，能拍出这种‘被看懂’的故事，比投资多少更重要。”
采访还没结束，张涛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电影节组委会的电话。挂了电话，他激动得声音发颤：“浪哥！组委会说要给《遇见》加映一场！就在颁奖礼当天，由你亲自导赏！还有，陈凯歌导演托人问，能不能在映后和你做场对谈！”
这个消息像投入滚油的火星，瞬间在影视圈炸开。上午十点，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课堂上，教授郑洞天把《遇见》的分镜头脚本投在幕布上：“你们看这场戏，林晚星第一次到老酒馆避雨，高浪用了三个空镜——滴水的屋檐、摇晃的灯笼、褪色的门联，没有一句台词，却把‘家’的感觉拍出来了。这就是功力，不是用钱能堆出来的。”
台下的学生里，有个叫宁浩的年轻人正奋笔疾书。他刚拍完《疯狂的石头》，正发愁下一部戏的投资，此刻在笔记本上写下：“真诚的力量＞技巧的堆砌——见高浪《遇见》有感。”
中午十二点，华谊兄弟的高层会议室里，王中军把一份《遇见》的观众调研报告拍在桌上。报告显示，该片的观众满意度高达92%，其中76%的观众表示“会持续关注高浪的作品”。
“这就是我们最缺的东西。”王中军指着报告上的折线图，“我们的电影能让观众记住特效、记住明星，却记不住温度。通知下去，所有导演都要去看《遇见》的加映场，回来写五千字的观后感。还有，给高浪的工作室发份合作意向，条件随便开。”
下午两点，高浪受邀去中影集团参加创作座谈会。走进会议室的瞬间，他明显感觉到气氛的微妙——王海涛坐在角落，手里的茶杯捏得发白；黄志强则热情地迎上来，递给他一份《建国大业》的剧本：“高导，这部戏想请你担任联合导演，主要负责生活化的戏份。你把老酒馆拍得那么有人情味，肯定能把领袖们的日常拍活。”
座谈会上，当有人问到“如何平衡艺术与商业”时，高浪想起了拍摄时的一件小事：场务老马的母亲生病住院，剧组所有人凑钱给他家送了台制氧机，那段时间老马总往老周的角色里加戏，说“要让观众知道，这世上好人多”。
“其实观众很简单。”高浪看着窗外的银杏叶，“他们进影院不是为了看多么宏大的故事，而是想找份共鸣。就像老酒馆里的那盏灯，亮着不是为了照亮多大的地方，能让晚归的人瞅见个亮儿，就够了。”
这番话被《中国电影报》的记者记下来，当天下午就登上了头版。标题是《从老酒馆的灯看电影人的初心——访导演高浪》，文中写道：“这个年仅28岁的导演，用一部小成本电影证明，当创作者弯下腰倾听普通人的故事，市场会给予最丰厚的回报。”
傍晚六点，高浪在赶回工作室的路上，被一群记者堵在了胡同口。其中一个举着话筒的女孩突然红了眼眶：“高导，我是您的老乡，半年前您还在我们县城的打印店复印剧本，现在居然成了金鸡奖提名导演……您能给我们这些还在跑组的新人说句鼓励的话吗？”
高浪想起重生那天的自己，蹲在桥洞下啃着干硬的馒头，手里攥着半张写着《遇见》构思的废纸。他笑了笑，对着镜头说：“别害怕当下的难。我拍《遇见》时，最穷的时候连剧组的盒饭都快买不起了，但只要相信自己写的故事，总会有人愿意为你亮一盏灯。”
晚上八点，光影车间的小院里挤满了人。剧组的老伙计们带着家属来庆祝，场务老马炖了一大锅白菜豆腐汤，说要复刻戏里的味道；服装师陈姐给刘一菲送来件新做的旗袍，说“提名最佳女主，得有件像样的衣服”；就连当初免费给剧组印剧本的周建国，也带着孙子来了，小家伙穿着迷你版的老周褂子，奶声奶气地说“长大要像高叔叔一样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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