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一早，肖恩亲自开车送王汉彰去伦敦。从豪恩斯洛农场到伦敦，路上要经过那条被两侧高耸的树篱夹住的土路、那条还没有完全铺上柏油的碎石路、那些红砖排屋和越来越稀疏的工业厂房。
王汉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看着窗外的景色从农场变成旷野，从旷野变成乡镇，从乡镇变成伦敦灰色的、拥挤的、被煤烟熏黑了的建筑群。
肖恩没有说话。他全程没有说话，只是双手握着方向盘，目光平视前方，像是一个正在执行一项不需要交流的任务的军人。
从伦敦到法国的船票是肖恩提前买好的，从多佛港到加来，二等舱，上午十一点开船。肖恩把王汉彰送到多佛港的码头，把车停在停车场里，熄了火。
两个人坐在车里，谁都没有动。发动机的余热从引擎盖下散发出来，在冬天的冷空气中形成了一层看得见的、微微扭曲的热浪，从车头的前方升腾着，像是一面被风吹皱了的、透明的旗帜。
沉默了大约半分钟后，肖恩开口了。他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到了巴黎之后，先去第十三区，把你叔叔住过的那条街从头到尾走一遍。看看街头的面包店，看看街角的咖啡馆，看看那些老房子墙上的门牌号码。让它们长在你的眼睛里。然后再去你读过书的那所技工学校，在学校门口站一会儿，想象你每天早晨从家里走到这里，推开门，走进教室。你的座位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窗外有一棵梧桐树，秋天的叶子会落在你的课桌上。”
王汉彰听着，没有打断。他知道肖恩不是在交代任务，肖恩是在把自己的记忆，那些他花了不知道多少时间、跑了不知道多少趟才搜集到的细节，像移交一件珍贵的物品一样，一件一件地交到王汉彰的手里。
“你叔叔王长庚，”肖恩继续说，“1935年死于肺病。他在巴黎没有什么朋友，你不需要记得太多关于他的社交关系。你只需要知道，他活着的时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下班后喜欢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喝一杯酒，从不谈论他在中国的生活。所以你不知道他的过去，他也从来不告诉你。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你不愿意问，他不想说。”
王汉彰点了点头。
肖恩伸出手，拍了拍王汉彰的肩膀。那只手骨节粗大，手背上有几道白色的旧伤疤，像是被弹片划过留下的。那只手拍在肩膀上的感觉不像是一个教官拍学员，更像是一个父亲在送别即将远行的儿子时，想用力拍一下又怕拍疼了、想轻轻拍一下又觉得不够的那种、笨拙的、矛盾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手。
“下车吧。”肖恩说。
王汉彰推开车门，跨了出去。码头的风很大，从英吉利海峡的方向吹过来，带着咸腥的、湿冷的海水味。这种感觉和自己的家乡天津有些相似。
那风灌进他的领口，灌进他的袖口，冷得他下意识地把大衣的领子竖了起来。他走到车尾，从后备箱里拎出行李袋，然后走回驾驶座的车窗旁边。
肖恩没有下车。他坐在驾驶座上，双手还握着方向盘，目光透过挡风玻璃看着前方那一片灰白色的、被海风吹得皱巴巴的海面。海面上有几只海鸥在盘旋，它们的翅膀在灰白色的天光下显得比天空还要白，像几片被风吹散的纸片。
“到了那边，”肖恩说，他的目光没有从海面上收回来，“第一件事不是搜集情报。第一件事是活下来。活过第一周，你才有资格看第二周。活过第一个月，你才有资格搜集情报。”
王汉彰站在车窗外面，海风把他大衣的下摆吹得猎猎作响，认真的点了点头。
“我会回来的。”王汉彰说。
肖恩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不是一个笑，那只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像是某种被压抑住的情绪从皮肤下面透出来了一点点又被收了回去的、几乎不可察觉的抽动。
“Bonne chance, mon fils.”（祝你好运，我的孩子。）肖恩用法语说。他的法语不再是那种在办公室里刻意放慢的、为了教学而说的法语，而是一种更自然的、更快的、带着一种他平时从不流露的、柔软的东西的、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涌出来的法语。
王汉彰没有回答。他转过身，朝码头的登船口走去。他的脚步踩在水泥地面上，发出一种干燥的、坚实的、一下一下的声响。海风从他的背后推着他，像是在催促他快一点，又像是在推着他往前走不让回头。
从多佛到加来的渡轮在英吉利海峡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冬天的海峡是灰白色的，海水不是蓝的，不是绿的，而是一种没有颜色的、像是一大块被反复洗涤过很多次的旧抹布一样的灰白色。海浪不大，但很碎，密密麻麻的波纹像是一张被人揉皱了的锡箔纸，在灰白色的天空下泛着暗淡的、铅灰色的光。
王汉彰站在船舷边，双手扶着冰冷的铁栏杆，看着加来的海岸线从海平面上一寸一寸地升起。那些白色的悬崖在海雾中若隐若现，像是被人用橡皮擦掉了边缘的铅笔画。他的行李袋挎在肩上，护照和文件袋贴着他的胸口，在体温的作用下微微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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