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彰听到这里，算是明白了他的意图。
许泽铭想建中国营。中国营需要人手。人手从哪里来？从散落在各支部队里的中国人那里来。而他，王雅克，是散落在营地里、还没有被编入任何部队的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机械师。一个会说法语、不会说中文的“二鬼子”。一个在许泽铭的账本上，可以被圈进“中国营”的一笔账。
但这几个人，王汉彰的目光在那三个人的脸上快速地扫了一遍，戴眼镜的许泽铭、留八字胡的、还有那个长得黢黑的家伙，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不像是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的战友，更像是在办公室里开会的官僚。
许泽铭说话的时候，另外两个人的目光都在他的身上；许泽铭做出那个“看我的”的手势的时候，那两个人的身体同时往后退了半步，不是害怕，是尊重，或者是一种比尊重更接近于“服从”的东西。
而许泽铭自己，在说到“政治委员”那三个字的时候，他的下巴抬高的幅度，比他刚才走进来的时候、比他站在这片空地中间的时候、比他刚才说话的时候都高了一点。
那个抬高不是他刻意做的，是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被“政治委员”那个头衔的光环照亮时，身体自动做出的反应。
这几个人，不是什么战场上杀出来的猛将。他们是坐在教室里、拿着宣传稿、开着会、做着“组建中国营”的规划的空想者。说句不好听的，他们根本就是纸上谈兵之辈。
他们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所以想在西班牙战场上拿到话语权。他们要在欧洲的土地上，用中国人的血，换一张在国际左翼阵营里的椅子。
而他们需要椅子下面垫着的人。那些垫在椅子下面的人，不是他们自己，是他们从各支部队里“集中”起来的同胞。是那些在工厂里修过机器的、在矿山里挖过矿的、在码头上扛过包的、在田野里种过地的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的普通人。
看着这三个人，王汉彰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句诗：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想到这，王汉彰开口说道：“许政委，虽然我是中国人，但我几岁的时候就跟我我的叔叔来到了法国。前些年我的叔叔去世了，我身边都是法国人，根本就没有说中文的机会。所以，我的中文已经很生疏，复杂一些就听不明白了。我还是打算去法国营……”
许泽铭身体往前倾了一点，不是整个人前倾，而是肩膀和头往前倾，像是要拉近和王汉彰之间的距离，像是要用自己的声音的温度融化王汉彰脸上那层礼貌的、困惑的、但始终没有被打动的冷淡。
“雅克，”他的声音变得更低了一点，说道：“我看了你的档案。你在巴黎读过技工学校，学过机械。这是我们反坦克炮队急缺的人才。你去了我们那里，我让你指挥一门炮。等到咱们中国营建立起来，你就是开山的元老。”
“开山的元老”那五个字，他说得很重。重到王汉彰能感觉到那五个字从许泽铭的嘴里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承诺的重量，一种“我不会亏待你”的重量，一种“你现在跟着我，以后你就是功臣”的重量。
可这种话骗骗别人还可以，对王汉彰这种老江湖来说，简直就是放屁。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空口无凭的承诺。
指挥一门炮。开山的元老。这些词听起来很美。但它们是挂在钩子上的饵，钩子藏在饵的下面，钩子的尖端是锋利的，钩子的倒刺是锋利的，钩子的尖端的倒刺的尖端，也是锋利的。你咬上去，饵是你的，钩子也是你的。你不是鱼，他们是钓鱼的人。他们用“元老”的饵，钓你的命。
“可你要是去了法国营呢，”许泽铭的声音恢复了刚才那种平缓的、有耐心的、像是在对一个孩子讲道理的调子，“还不是被那些白人呼来喝去的？”
他停了一下。那一下里，他歪了一下头，像是在说“你知道我说的是真的，对吧”。他的眼镜在歪头的瞬间反射了一道白光，那道光从王汉彰的眼睛上划过，像一把没有开刃的刀在他的眼珠上轻轻地蹭了一下。
“再说了，”许泽铭的声音忽然提高了一点：“同种族的人分配在一支部队之中，这是国际纵队的规矩。”
“好了，”许泽铭的右手从身体侧面抬起来，在空中做了一个“到此为止”的手势——手掌朝下，从右向左一划，像一把刀切下来。“你去收拾行李吧，一会儿就跟我们走。”
他抬起头，看着许泽铭的眼睛。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在午后的阳光下看不清瞳色，但王汉彰不需要看清。他已经从那些话里、从那些停顿里、从那些手势里、从那些“规矩”和“元老”和“集中”的词里，看清了这个人。
这个人不是他的敌人，不是他的朋友。这个人是一个在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的人。他需要一座“中国营”的丰碑，他需要丰碑下面的基石。那些基石是那些“被集中”的中国人，是他们扛着枪在哈拉马河的河岸上流的血，是他们在那些苏联炮长不在的时候自己摸索着开炮时被后坐力撞断的锁骨，是他们在那些被国民军的飞机炸平的阵地上再也站不起来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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