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
卯时刚过。
东市茶楼挂出“新茶到店”的牌子，伙计把门板一块一块卸下来，码在墙根。门板上的红漆斑驳了，露出底下的木纹，被晨光照得发白发干。
蒸笼里的包子正冒白汽，猪油葱花味儿顺着巷子飘出去老远。
二楼的雅间还空着，大堂里已经坐了七八个茶客——有穿长衫的账房先生，有挎着菜篮子的妇人，有个老头坐在靠窗的条凳上，手里捏着两个铁核桃，转得嘎嘎响。
说书人老张头还没上台。
茶楼掌柜站在柜台后面擦茶碗，余光往门口瞟。门帘子一掀，进来的人不是常客——青布衫，手上有墨迹。不是抄书的，就是衙门户房的。
“先生来得早，今天有新茶。”
“不为新茶。”
那人把布袋子往桌上一搁，铜板从袋口滑出来两个。“听说昨天有人在茶楼讲了段新鲜事——今儿还讲不讲？”
“讲，老张头昨天讲到三更，茶客不走，他又多讲了一段，嗓子都哑了，现在在后院喝胖大海。”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
掌柜顿了顿，手里茶碗放了回去。
“先生是衙门户房的吧，这故事——户房的人听了怕是坐不住。”
“坐得住坐不住，先听了再说。”
掌柜把抹布搭在肩上，压低声音：“昨天有个人，拿了张抄纸来。抄纸上是唐王写给陛下的私信——不知道从哪流出来的。老张头看了三遍，一拍大腿说‘这要是编的，我把醒木吞了’。然后上了台，把信里的内容编成了段子。讲了三回，回回满堂。”
“信上写什么。”
“肉食者谋之，匹夫保天下不保国。”
掌柜把这句话念完，自己先笑了：“先生，这话好不好听？”
户房的人没笑，把布袋里的铜板倒出来，码在柜台上：“给我留个座——靠前的。”
太阳爬到茶楼屋脊上方的时候，大堂里已经坐满了人。
板凳不够，伙计从后院搬了三个条凳加在过道里。靠墙站着的，门槛上蹲着的，灶房门口倚着的——黑压压一片人头。
老张头从后院走出来。
五十来岁，瘦，下巴上一撮山羊胡，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手里端着一盏胖大海——茶缸子缺了个小口，用锡补过。
上了台，把醒木往桌上轻轻一搁。没拍。
茶客们自己静了。
“诸位。昨儿讲到大理城四面挂白布，高家三千守城兵看见凤凰袍就把铳搁垛口上了。有人散场问我——老张头，你讲的这个段子，是大理的事，跟京城有什么关系？”
老张头端起胖大海喝了一口。
“问得好。大理是远，苍山洱海离咱们京城万里之遥。但天下的事，根子是一样的。高家怎么倒的？不是被打倒的——是自己把自己吃倒的。高家征粮征七成，铜矿抽七成，调解费收到后年。匹夫锅里没米，米线摊子支不起来，推磨的磨盘都转不动了——谁还替你守城？”
茶客里有人应了一声：“没人守。”
“对。没人守。”
老张头把茶缸子搁下。
“三千兵看见凤凰袍就把铳搁垛口上了——这不是投降，是回家。回家推磨，回家卖米线，回家给老娘熬药。匹夫不保的不是天下——匹夫不保的是肉食者的国。”
“天下是匹夫自己的——地里的庄稼，河里的水，米线摊子上的热气——这些匹夫拼了命也要保。但肉食者的国，凭什么让匹夫保？”
靠窗的老头把铁核桃转得快了些，嘎嘎响。
老张头拍了拍醒木。
“昨儿有人说我老张头胆子大——敢在茶楼里讲这个。我说我没胆子，我只是念抄纸。抄纸上的话是谁说的？唐王说的。”
他停了停。
“唐王在私信里跟陛下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两句话，什么意思？”
大堂里只听得见蒸笼噗噗冒汽的声音。
“保国——保的是一家一姓的江山。段家的国，高家要篡。高家的国，段家要夺。这是吃肉的人的事，他们吃了肉，就该他们去保。匹夫没吃肉，凭什么替他们保？”
“但保天下不一样。”
老张头声音拔高了半分。
“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是地里的庄稼，是河里的水，是寨子里的火塘，是米线摊子上的热气。高家倒了，大理城里的米线摊子第二天照常开张。菜贩照样挑担子卖菜，锁匠照样捅锈锁。他们保的是自己的推磨、自己的米线摊子、自己的腌萝卜。”
“这才是匹夫有责——保天下，不是保国。”
账房先生把手里的茶碗搁在桌上，碗底磕出一声脆响。
“这话——京城以前没人敢这么说。”
“现在有人说了。”
老张头笑了笑，山羊胡翘起来。
“不但说了，还写在信上。不但写在信上——信还流出来了。”
户房的人坐在第二排，抱着胳膊，嘴唇抿得紧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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