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对蒙古的野心，历数十年而不衰。外蒙“独立”，正是其一手导演的地缘政治戏剧。自库伦政府成立，沙俄便迫不及待地伸出“援助”之手：提供“快枪四万杆，大炮十八门”的军械，并派出十七名军官、四十二名军士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帮助训练原本“从前不善用枪”的蒙古兵，迅速打造出一支具有一定近代化程度的军队。
当然，北极熊的“友谊”从不无偿。其代价，是1912年11月3日，库伦政府与俄国签订的《俄蒙协约》及附属的《商务专条》。这些条约，几乎将外蒙的经济命脉和大量主权拱手让与俄国：俄国人获得了在蒙古各地自由居住迁移、经营工商业、免税贸易、租买土地、开设银行、设立邮政、享有领事裁判等广泛特权。更可悲的是，就连那些用来武装蒙古军队的枪炮，也不是白送的，库伦政府需要用真金白银（或矿产、牲畜等资源）去购买——俄国的买卖，从来只赚不赔。
虽然去年支援乌泰叛乱失败，暴露了俄国人包藏祸心、并非真心帮助蒙古“独立”而是意图控制的本质，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库伦政府，在俄国顾问的鼓动和内部激进派的推动下，决定硬着头皮走下去，甚至试图将“独立”的影响向南扩张，震慑内蒙各旗，挑战北京政府的权威。此次行动，便是这种冒险心态下的产物。
所谓的“零星马队”，仅仅是冰山一角。真正的军事行动，已然展开。
在沙俄军事顾问的参谋乃至直接指挥下，库伦政府集结兵力，分路南下。其总司令为达木丁苏隆。进军路线分为四路：
东路，由镇国公松木彦、镇东将军巴布扎布、以及梁魁苏率领，兵力约七至八千人。这支力量最强，目标直指内蒙古东部的昭乌达盟、哲里木盟，企图席卷科尔沁草原，兵锋遥指奉天、吉林边界。江荣廷他们发现的零星马队，很可能就是这支东路军派出的前哨侦察部队。
中路，由原科尔沁左翼后旗王公那逊阿尔毕吉呼、以及来自呼伦贝尔的达木丁苏伦统领，约四千人。计划沿着传统的张库大道（张家口-库伦）南下，主要战略目标是直抵张家口，对北京形成直接威胁，并切断内地与蒙古高原的部分联系。
西路，由土谢图汗部盟长察克都尔札布、锡勒图喇嘛、叛匪出身的陶克陶胡、以及王德呢吗等人率领，约三千人。进攻方向是乌兰察布盟、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一带，意图控制河套地区，威胁山西、绥远。
此外，还有一支由海山率领的别动队，任务更为隐秘和重要：驱逐当时进驻新疆北部战略要地察罕通古的新疆省军队，并试图收服阿尔泰地区及新疆北部的蒙古各旗，将叛乱之火引向西北。
四路大军，总兵力逾万，且有相当数量的俄制快枪和少量火炮支撑，在沙俄军官的指导下，其战斗力绝非昔日乌泰叛军可比。他们的行动，既是库伦政府“开疆拓土”的野望，更是沙俄试探民国政府反应、进一步侵蚀中国北部边疆的战略棋步。
这些详细情报，此刻的江荣廷和陈昭还无从得知。北京方面或许已收到其他方向的警报，但信息传递的延迟与混乱，使得吉林这边只能基于眼前有限的迹象做出判断。
发电报后，江荣廷回到护军使公署，并未召集会议。他独自站在那幅巨大的地图前，目光在“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洮南”这几个地方来回逡巡。齐王和张福山的报告，像两根细刺扎进他心里。
零星的外蒙马队……反常的越界游弋……
他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模糊了地图上的边界线。关内因为宋教仁被杀的事正闹得沸反盈天，南北之间剑拔弩张。
这节骨眼上，北边草原再起波澜，绝非巧合。俄国人？库伦那帮王公喇嘛？还是去年乌泰败亡后不服气的残余？他一时难以断定。
但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边境上的异常动静，往往是大麻烦的前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吉林刚经过整军、换防，内部议会和陈昭还斗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北边要是出事，哪怕只是小股蒙匪窜进来劫掠一番，也足以让吉林乱上加乱，让他江荣廷脸上无光，更可能给北京那边留下把柄——连自己眼皮底下的边境都看不住。
“玉堂。”他掐灭烟头，沉声唤道。
李玉堂应声而入。
“给张福山发电。”江荣廷走到办公桌前，口授电文，“近日北边草场不靖，着你部提高戒备，收缩外围游骑，集中力量守好现有驻地及通往哲里木盟各要道哨卡。多派精明哨探向北侦察，遇小股可驱离，遇大股不明人马，不可浪战，速报。总之一条，给我把哲里木盟东边门户看牢了，绝不能让外蒙兵或者不知死活的蒙匪窜进来作乱，惊扰了各旗安宁。就这样，发出去。”
“是！”李玉堂记下要点，复述无误，转身去办。
江荣廷又沉吟片刻，对侍立在门外的铁柱道：“去，把赵栓给我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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