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荣率部赶到一片狼藉的现场外围时，那八百多外蒙骑兵正抢得盆满钵满，准备带着战利品撤离。
看到只有三百余骑追来，带队蒙匪头目狞笑一声，分出四百多骑，调转马头，挥舞着杂乱的武器，嚎叫着迎头冲来，意图以优势兵力碾碎这支“不知死活”的小股官兵。
“散开！给老子瞄准了打！”王荣嘶吼着，声音在狂奔的马上被风吹得有些破碎。
一营骑兵迅速娴熟地展开，士兵们在颠簸的马背上据枪，沉稳瞄准。德国毛瑟步枪射程远、精度高的优势，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砰！砰砰砰！”
清脆连贯的枪声骤然爆响，与蒙匪那边稀疏杂乱的枪声形成鲜明对比。冲在最前面的蒙匪如同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瞬间人仰马翻数十骑，冲锋势头猛然一滞。
蒙匪头目吃了一惊，没料到对方火力如此凶猛精准。他狂吼着，指挥骑兵试图发挥人数优势，从两翼包抄，拉近距离进行最擅长的马刀肉搏。
“机枪！机枪！给老子架起来，封住两边！”王荣临阵应变极快。部队迅速变换队形，几挺轻机枪被抬下马，迅速架设，喷吐出交叉的火舌，死死扼住了蒙匪试图迂回的道路。
毛瑟步枪持续精准射击，不断将试图靠近的蒙匪点落下马。蒙匪惯用的骑射冲锋战术，在严密的现代火力网面前，显得笨拙而低效。他们几次凶悍的冲击，都被打得七零八落，留下更多人马尸体。
人数占绝对优势的蒙匪，竟被兵力处于劣势的王荣营，凭借优势火力和严明战术，硬生生压制住了！战斗持续了约半个时辰，蒙匪死伤已过百，却始终无法突破火网，更别提近身。反观王荣营，伤亡不过二十余人。
眼看着抢来的财物成了累赘，部队士气受挫，而远处烟尘渐起，似乎有更多的官兵正在赶来，蒙匪头目终于胆寒，不甘地呼啸一声，丢弃了部分抢来的笨重财物，朝着来路仓皇逃窜。
王荣见状，也不令部队穷追，勒住马匹，命令收拢队伍，清点战场，救助伤员。
这一场遭遇战，王荣的第一营以寡敌众，毙伤敌一百一十余人，自身伤亡轻微，成功击退悍匪，保住了后续村庄，也狠狠挫动了东路军偏师的骄狂气焰。
消息传回洮南，张福山先是后怕，随即大喜，一边为王荣请功，一边严令各部加强警戒。战报很快也摆到了吉林江荣廷的案头。
江荣廷看着战报上“我骑兵团第一营王荣部，于科尔沁遭遇敌骑八百余，激战退敌，毙伤百余，我伤亡二十余人”的字样，脸上多日来的阴郁稍稍化开些许。他轻轻叩着桌面，对身边的刘绍辰道：
“王荣这小子，那股子狠劲没丢。” 他目光投向北方，那里阴云依旧厚重，“装备好，训练狠，关键时刻就顶得住。只是……这样的硬仗，不知道北边那头，接下来还有多少等着。”
民国二年的初夏，热得人心慌意乱。不只是北疆的烽火烤灼着大地，关内的空气里，火药味也一天浓过一天。
根源，还是在一个“钱”字上。
民国新立，百废待兴，更兼北疆用兵，处处要钱。可国库空虚得能跑马，中央政府连官员的薪俸都快发不出了。无奈之下，袁世凯政府只得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借巨款，史称“善后大借款”。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尤其是南方的革命党都督们，更是骂声一片。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谭延闿、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人，纷纷通电全国，痛斥此举是“饮鸩止渴”、“丧权辱国”，是袁世凯政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列强支持，以图消灭革命力量”的铁证。
这骂声，一半出于公义，一半，也夹杂着难以明言的忧惧。袁世凯手握北洋雄兵，本就对南方各怀异志的都督们如芒在背。如今他借来巨款，有了钱，下一步要干什么？这刀子，会先砍向谁？
袁世凯自然更不安。在他看来，这些革命党都督拥兵自重，不听号令，本就是心腹大患。
年初，李烈钧不经陆军部批准，私自向日本购买军火，刚到上海就被他下令扣留，这笔账还没算清楚。如今这些人又跳出来反对借款，串联通电，其心可诛！
南北之间的裂痕，在炽热的阳光下，迅速扩大、深化。
为了威慑南方，也为了确保京汉线这条大动脉的安全，袁世凯断然调兵。他命令心腹大将李纯，率北洋精锐第六师从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又令王占元的第二师随后跟进，伙同早已倒向他的湖北都督黎元洪，对南方的江西、湖南形成夹击之势。长江两岸，战云密布，内战一触即发。
到了六月初，袁世凯终于下定决心，要剪除这些刺头。六月七号，他率先拿跳得最凶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开刀，一纸命令，免去了他的都督职务。紧接着，胡汉民、柏文蔚也相继被免。兔死狐悲，南方的空气彻底凝固了，火药桶的引信，嗤嗤作响。
这股从关内吹来的肃杀寒风，也卷过了山海关，让吉林的上空，平添了几分萧瑟与变数。
吉林都督府内，陈昭近来的日子，比躺在火炉上还难熬。议会那边，以刘文田为首的一帮人，借着“延吉协定丧权辱国”的由头，对他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弹劾。
他这些年贪墨敛财、任用私人、排挤异己（最典型的就是挤走吴禄贞）的旧账，一桩桩、一件件被翻出来，在报纸上渲染得沸沸扬扬，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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