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阿山去集市就格外积极。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寻找那个叫阿月的身影，找到了，就绞尽脑汁地用他那半生不熟的越语夹杂着比划，试图跟她多说几句话。他知道了阿月是附近一个瓯骆部族头人的女儿，性格活泼，善于采集和辨识草药。阿月也对这位虽然看起来有点傻乎乎、但眼神清澈、不像其他秦兵那样带着戾气的年轻士兵产生了好奇。
一次，阿山在营地外围巡逻时，不小心被一种毒虫咬了，小腿迅速肿胀起来，疼痛难忍。随军的医官用了好几种药，效果都不明显。正巧阿月来交易，看到阿山痛苦的样子，二话不说，从随身携带的背篓里取出几种草药，捣碎了敷在阿山的伤口上。那草药带着一股清凉的气息，疼痛竟然奇迹般地缓解了大半。
阿山感激不尽，把自己偷偷省下来的一块饴糖（一种难得的零食）送给了阿月。阿月从没吃过这么甜的东西，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两人之间的隔阂，就在这你来我往的善意和好奇中，一点点消融。
当然，赵佗的“和辑”政策并非一帆风顺。军中仍有不少像当初的屠睢一样的强硬派军官，私下里对赵佗的“妥协”政策抱怨不已，认为这是堕了秦军的威风，长了他人的志气。他们讽刺那些学习越语的士兵是“学舌的鹦鹉”，嘲笑与越人交易是“与虎谋皮”。
更大的阻力，来自于越人内部。以桀骏为首的主战派，虽然在上次的河谷伏击中取得了辉煌胜利，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们对于赵佗抛出的橄榄枝，始终抱有极大的戒心。桀骏认为，秦人狡诈，所谓的“和辑”不过是武力征服受挫后的缓兵之计，一旦秦军恢复元气，必然会卷土重来。他不断派人联络各部落，告诫他们不要被秦人的小恩小惠所迷惑，要坚持抵抗。
因此，在最初的一两年里，岭南的局势呈现出一种极其微妙的状态：一方面，赵佗控制下的秦军据点与附近一些较小的、渴望和平的越人部落之间，贸易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甚至出现了零星的秦军士兵与越人女子通婚的现象（虽然不被官方鼓励，但赵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一方面，桀骏的势力依旧强大，控制着大片山林，时不时还会对秦军的巡逻队或过于“亲秦”的部落发动袭击，小规模的摩擦从未真正停止。
赵佗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战略定力。他并不急于寻求与桀骏决战，而是稳扎稳打，一方面加强防御，巩固已经控制的交通线和据点（尤其是灵渠沿线），另一方面，继续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怀柔政策。
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秦军将士，甚至让桀骏都大跌眼镜的举动——他脱下了象征大秦威严的将军铠甲和深衣，换上了越人首领常穿的、用葛布和兽皮制成的“左衽”服饰（中原是右衽），在某些非正式的、与越人部落会盟的场合，他甚至像越人首领一样，赤足、纹身（可能是临时性的彩绘），自称“蛮夷大长老”！
这一招“入乡随俗”，其心理冲击力，远比千军万马的威慑更大。许多原本对秦军充满敌意的越人，看到这位统率数万大军的秦军最高指挥官，竟然愿意放下身段，尊重甚至模仿他们的习俗，内心的坚冰开始悄然融化。他们觉得，这个“赵佗长老”，似乎和以前那些只知道砍杀的秦人将军，不太一样。
同时，赵佗也深知“仓廪实而知礼节”的道理。他利用秦朝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技术优势，在岭南大力推广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他派遣懂得农耕技术的士兵和随军工匠，指导归附的越人部落使用铁制农具进行深耕，开挖更有效的水渠，种植粟、麦等作物，弥补了当地原来以渔猎和粗放稻作为主的生产方式的不足。粮食产量的提高，让许多越人部落尝到了甜头，对秦军的依赖性也逐渐增强。
他还尊重越人的原始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强行推行秦地的礼法。甚至允许越人部落保留一定的武装和自治权，只是要求他们承认秦朝的宗主权，并配合维持地方秩序。
时间，这位最伟大的魔术师，开始慢慢显效。
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
桀骏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动员部落对秦军发起有效的攻击了。很多部落头人开始变得犹豫，他们私下里会计算：跟着桀骏打仗，除了不断死人，消耗本就宝贵的青壮年，能得到什么？而接受赵佗的“和辑”，却能换来急需的盐铁、更好的农具、更多的粮食，甚至还能在发生纠纷时，请那位“赵佗长老”来主持公道（赵佗往往能凭借其威望和相对公正的态度进行调解）。
此消彼长之下，桀骏的号召力日渐衰落。而他本人，也在长期的奔波和战斗中逐渐老去，锐气不如当年。
终于，在一个木棉花开得如火如荼的春天，桀骏派出了他的使者，来到了赵佗设在番禺（今广州）的治所。他表示，愿意与赵佗进行正式的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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