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地活下来了。
柳生新左卫门蹲在栅栏边的木墩上，看着篝火旁分肉的那些人，脑子里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不是因为他的英明神武。是因为这片岛上本来就有东西——野猪、野狗、野鸡。那些从林子里跑出来、撞进陷阱、被铁炮打翻的东西，正在火上滋滋冒油。
柳生盯着那头被开膛破肚的野猪，忽然想笑。
不是野的。是家养的，跑了的，重新变野的。他看过资料。大洋洲的猪、狗、鸡，三千五百年前跟着南岛语族的移民船一起来的。那些人落脚、开荒、种芋头、养猪养鸡。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战争、瘟疫、更强的敌人——他们走了，或者死了，留下的猪狗鸡跑进林子，一代一代，重新变回“野的”。
现在这些东西在养活他的人。
“文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柳生不知道。他只知道，在这片岛上，“文明”是那几桶还在发的豆芽——那些绿莹莹的小东西，每天要换水，每天要盯着，稍微疏忽就烂掉。它们是人从日本带来的，是人在船上用淡水养着的，是人在最绝望的时候一口一口嚼下去的。
而那些“野的”东西，不需要人管，自己活得挺好。
所以到底谁是“文明”？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还活着。那些人还活着。豆芽还在发。野猪还在林子里跑。
这就够了。
沃尔特·雷利爵士。
这个名字从他脑子里冒出来的时候，柳生愣了一下。然后他笑了，笑得有点苦。
那是去年的事——按这边的历法，是庆长六年，按他上辈子的历法，是1601年初。赖陆公让他去见那几个漂到日本的英格兰人。领头的那个，就是沃尔特·雷利爵士。
柳生当时紧张得不行。他英语怎么样？还行。四级过了，六级也过了，做视频的时候看过不少英文资料。但那是读书的英语，是看字幕的英语，是脑子里翻译的英语——不是真的张嘴和人说的英语。
他张嘴第一句是什么？
“How are you.”
这是他在中国学了十几年英语的标准答案。从初中课本到四六级，所有人都在教这个。对方会说“Im fine, and you?”然后他回“Im fine too.”完美。
他甚至做好了准备，如果对方不那么“标准”，可能会说“Doing good, mate. What about yourself?”——这也是他看美剧英剧学来的，985毕业生的预料范围内。
但雷利爵士的回答是：
“I fare well, sir. And you?”
fare。
不是fine，不是doing good，是fare。
柳生愣了一下。这个词他认识，在书里见过，但从来没用过，也没听人用过。课本里不教这个。四六级不考这个。
雷利看着他愣住的表情，没有笑，只是等着。
柳生缓过神来，脑子里飞快地转。他想回一句“I fare well too”，但舌头不听使唤。最后他憋出一句：
“I… fine. Thank you.”
语法乱了，时态乱了，但意思到了。
雷利点点头，没纠正他，只是说：“Good.”
那天晚上，馆舍里其他人睡了，雷利爵士坐在廊下，对着月光喝酒。柳生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雷利看了他一眼，递过来一个杯子。
柳生接过来，抿了一口。辣，烈。他呛了一下，雷利笑了。
“你英语在哪儿学的？”雷利用那种带着德文郡口音的英语问，“书里？”
柳生点头。
雷利又笑了，这次笑得没那么嘲讽，更像是一种“果然如此”的了然。
“书里的英语，”他说，“和我们说的英语，不太一样。”
柳生知道。他刚才已经领教过了。
他想说什么，但脑子里那些句子又卡住了。他张了张嘴，指着雷利刚才用的那个词，问：
“Fare… that word… what?”
语法一塌糊涂，但雷利听懂了。
“Fare,” 雷利放慢语速，说，“就是‘过得好不好’的意思。和‘are’不一样。‘How are you’问的是你现在怎么样。‘How fare you’问的是你这段时间怎么样。”
柳生听着，脑子里开始拆这个词。fare，动词，问一段时间的状态。和fine不一样，和doing good也不一样。
他试着说：“I… fare well?”
雷利点头，笑了：“Yes. You fare well.”
柳生记住了。
那天晚上，他们就这样坐着。雷利说英语，柳生猜意思，猜对了雷利点头，猜错了雷利摇头，换个说法再说。柳生也试着说，说错了雷利只是等着，让他自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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