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那封看似平淡、只字未提牛痘之功的旨意送达开封周王府时，朱橚正站在他的药圃中，观察着几株深秋里依旧顽强存活的药草。听完旨意，他面色平静，恭敬谢恩，仿佛那真的只是一封普通的勉励书信。
然而，当传旨太监离去，王府长史和属官们脸上或多或少带着些困惑与不甘时，朱橚却只是淡淡一笑，对身旁的鸮二低声道：“陛下这是在告诉咱们，他知道，但他暂时不想声张。这‘潜心医药、编纂典籍’八个字，就是咱们现在最好的护身符。告诉下面的人，一切照旧，不得有任何骄躁之举，更不得对外透露半分与牛痘相关之事。”
鸮二心领神会，重重点头。王爷看得透彻，陛下此举，名为忽视，实为一种复杂的保护与观望。既未否定功劳，也未给予足以招致妒恨的封赏，而是将周王府继续按在“医药编纂”这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上。
但这份平静并未持续多久。数日后，那队由宫内太监和太医院太医组成的“协助学习”队伍，便抵达了开封。为首的是一位面白无须、眼神精明的司礼监随堂太监，姓王，以及一位太医院院判，姓李，据说医术精湛，但为人极为古板严谨。
这支队伍的到来，瞬间让周王府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皇帝派来的“眼睛”和“耳朵”。
王太监表面客气，言必称“奉皇命前来向周王殿下请教医药之学，协助殿下整理旷世典籍”，但那双眼睛却无时无刻不在细致地观察着王府的一切，从人员进出到物资采买，甚至厨房的垃圾都要旁敲侧击地问上几句。
李院判则更是直接，一来就提出要参观编纂局和王爷的药圃，美其名曰“学习观摩”，实则是拿着放大镜在挑刺。他对朱橚提出的许多药材改良炮制方法、分类标准都提出质疑，言必引《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对任何超出古籍记载的新发现都抱着极大的怀疑态度。
“王爷，此物毒性猛烈，古籍明载不可内服，您这‘以毒攻毒’之论，是否太过冒险？”李院判拿着一份关于某种毒性药材减毒处理的笔记，眉头紧锁。 “院判大人，”朱橚神色平静，不卑不亢，“古籍所载乃前人智慧，然医药之道，亦需与时俱进。此物经特殊炮制，毒性大减，而其攻坚散结之效却得以保留，于某些痼疾或有奇效。所有步骤皆经反复验证，并有详细记录，绝非妄为。”
李院判哼了一声，不置可否，但眼神中的不以为然显而易见。
面对这显而易见的监视和挑剔，朱橚采取了极度配合甚至堪称“透明”的态度。他开放了编纂局的大部分区域（核心机密早已转移），允许李院判查阅大部分资料（经过筛选），甚至主动邀请他们观看药材炮制过程，耐心解答每一个问题——当然，答案都严格限制在“医药研究”的框架内，关于“夜枭”、关于牛痘的具体研发过程、关于任何可能涉及隐秘力量的内容，皆滴水不漏。
他每日的大部分时间，都真的耗在了与李院判的“学术讨论”和指导编纂事务上，表现得就像一个真正沉迷学术、不问世事的王爷。这种坦荡和专注，反而让一心来找茬的王太监和李院判有些无从下手。
“王爷似乎……真的只是一心扑在药书上？”王太监某日晚间秘密写信回京时，不得不如此禀报，“与李院判所言虽时有争执，然皆就事论事，限于医理。府中用度如常，人员往来亦无非药商、医者，未见异常。”
然而，朝堂之上的风波，却不会因为朱橚在开封的“安分”而平息。
皇长孙朱雄英的奇迹康复，经过初期的震惊和沉默后，其带来的政治涟漪开始不断扩大。尽管官方层面依旧低调，但消息早已通过各种渠道传开。周王朱橚其名，第一次如此深刻地闯入大明帝国权力核心圈的视野，不再仅仅是一个“荒唐王爷”的标签。
这一变化，首先刺激到的便是其他藩王。
北平等地，燕王府。 朱棣看着来自京师的密报，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脸上看不出喜怒。 “老五……这次可是闹出了好大的动静。”他轻笑一声，语气却带着一丝冷意，“不声不响，竟然弄出了能防治天花的东西？还救了雄英的命？真是……好手段啊。” 道衍法师捻着佛珠，缓声道：“王爷，周王殿下此举，于国于民，确是莫大功德。然其声望骤起，恐非陛下所乐见。如今陛下按而不发，派员监视，已是明证。” 朱棣目光深邃：“功德？确实是功德。但这功德，有时候是把双刃剑。他现在是救了雄英，立了大功，但也成了众矢之的。老大（太子）那边自然感激他，可其他人呢？老二、老三呢？还有朝中那些看他不顺眼的老家伙们？” 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咱们这位五弟，怕是以后再想过安生日子，就难喽。不过……他弄出的这法子，倒是好东西。法师，让我们的人也想想办法，看能不能从开封那边……‘学’一点过来。北地边军，可是很需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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