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周王府内的“学术交流”，在一种看似平和、实则暗藏机锋的氛围中持续进行着。朱橚应对得滴水不漏，将自己完美地包裹在“醉心医药、不通政事”的藩王外壳之下。王太监和李院判虽未抓到任何实质把柄，却也如同附骨之疽，时刻提醒着朱橚父皇那从未放松的审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皇长孙朱雄英凭借牛痘之法奇迹康复的消息，终究如同长了翅膀般，越过宫墙，在南京城的街巷坊间悄然流传开来。尽管细节模糊，但“周王殿下献奇方，救活皇长孙”的核心故事，却以其惊人的戏剧性和颠覆性，迅速点燃了民间舆论。
对于饱受天花威胁、甚至亲眼目睹亲友死于痘疫的普通百姓而言，这无异于黑暗中看到的一束巨大光亮！ “听说了吗？周王殿下，就是那个在开封喜欢种药草的王爷，弄出了能防天花的仙方！” “真的假的？天花还能防？” “千真万确！宫里传出来的消息！皇长孙就是用了周王爷的法子，从阎王爷手里抢回了一条命！” “老天爷！这可是天大的功德啊！周王爷这是活菩萨转世吧？！” “要是这法子真能推广开来，咱们老百姓以后是不是就不用怕那该死的‘痘娘娘’了？”
民间的声音，纯粹而直接，充满了最朴素的感激和期盼。朱橚的形象，从一个遥远的、略带“荒唐”色彩的藩王，瞬间被镀上了一层“神医”、“仁王”的光环，声望以一种难以控制的速度在底层急剧攀升。
这股来自民间的巨大声浪，不可避免地再次冲击了朝堂。
谨身殿内，朱元璋看着毛骧秘密送来的、记录市井言论的密报，脸色阴沉得可怕。密报上那些将朱橚近乎神化的言语，深深刺痛了他敏感多疑的神经。
“活菩萨？仁王？”朱元璋冷哼一声，将密报重重拍在案上，“民心？好一个民心！老五这收买人心的手段，倒是越来越高明了！”
他绝不容许任何臣子——尤其是自己的儿子——拥有如此巨大的、超脱于朝廷掌控之外的民间声望！这比拥有私兵更让他感到威胁和忌惮！
与此同时，朝会上关于如何处置牛痘之法的争论，也因民间呼声的高涨而再次激烈起来。
凉国公蓝玉一系的武将，虽然暂时不敢再直接攻击朱橚，但态度更加强硬地上书，坚持“防疫乃军国大事，岂能操于藩王之手？”，要求皇帝立刻下旨，将牛痘之法收归太医院统一管理，制定严苛律条，非经朝廷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藏、私种，违者以谋逆论处！其核心目的，就是要彻底剥夺朱橚对此法的控制权和影响力，并将其严格限定在官方框架内。
而江南出身的官员们，态度则进一步分化。一部分人继续秉持保守观念，担忧此法“违背礼法”、“恐生后患”，建议谨慎推行，甚至暗示应限制其传播范围。但另一部分人，尤其是家族利益与疫情严重地区深度绑定的官员，态度则变得急切起来。他们连续上书，陈情江南疫情惨状，言辞恳切地请求皇帝“念及生灵涂炭，速遣太医，携周王所献之法，南下救灾”，并建议“可先于军中、官衙及大族中试行，以观后效，再推及百姓”。他们试图将推广之事尽快提上日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为自身派系争取主导和优先权。
朝堂之上，两派意见争执不下，互相攻讦，看似都是为了朝廷着想，实则背后皆是利益与权力的算计。
朱元璋高坐龙椅，冷眼看着下方的争论，心中却是明镜一般。他深知，无论是蓝玉等人的强硬管控，还是江南官员的急切推广，其核心都不是为了百姓，而是为了争夺这份“防疫之功”所带来的政治资本和控制权。
而他，绝不允许这份权力旁落。
就在争论最激烈之时，朱元璋终于不再沉默。他没有直接表态支持哪一方，而是做出了一系列看似折中，实则深意无穷的决定：
第一，下旨正式褒奖太医院在皇长孙患病期间“尽心竭力，功不可没”，厚赏一众太医，尤其是那位最初诊断出痘疫的院判。此举，意在安抚和强化太医院的权威，弱化朱橚个人的作用。
第二，下令成立“痘疫防治局”，由皇帝亲自掌管，抽调太医院精锐、兵部、户部、工部相关官员联合组成，负责“研究、验证、完善并统筹天下痘疫防治事宜”。所有关于牛痘的法子、物资、人员，必须全部移交该局，任何地方或个人不得私藏私种，违令者严惩不贷。这等于一举将牛痘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彻底收归中央，收归皇帝本人直接掌控。
第三，鉴于江南疫情紧急，准予“痘疫防治局”即刻选派干员，携第一批经“验证有效”的牛痘疫苗，前往疫情最严重的扬州、镇江等府， “优先为驻防官兵、各级官吏及家属施行接种，以稳局势，安民心”。这个“优先”顺序，赤裸裸地体现了朱元璋的统治逻辑——先军，先官，后民。稳定统治秩序，永远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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