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家没了顶梁柱,奶奶再刚强有主意,也束手无策塌了天。奶奶求老天爷、土地佬、王母娘娘,求她的两个老对手狐仙和黄仙,都是临时抱佛脚。太奶缝了小人用针扎透胸口,晚上挂在西头子小庙前旗杆上。她把小人缝的人不人鬼不鬼,一看就知道咒谁。太爷咳嗽哮喘“霍霍”磨刀,准备去复州城劫狱。
瞎董万空和董虎头、董虎尾、董万开一大群人,去复州城为爷爷做保。复县警察局答复:“董希录是和邻居家因地界发生恩怨,属于民事纠纷。况且是在自己国家地面上,和日本国土没有任何关系,中国人的事情自己能解决。”
当然,中国人向着中国人,复县人向着复县人。董希录犯的不是死罪,顶多过几次堂,关几天放回来。瞎董万空他们回来一说,奶奶放心了。
那天,复县警察局准备放人,从大连来了个叫鲁义朗的日本法官。他看过卷宗之后,说:“复县警察局没有权力放人,这个案子我亲自审理。”
鲁义朗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和刘雨田、张本正一样,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效劳。他毕业于日本东京法律大学,回国后,在一家日本律师事务所当律师。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鲁义朗的家乡旅大,更是一部屈辱史和血
泪史。日本花费二十年时间,把大连建成东北亚的门户港口,在城内修建成
放射状道路,西洋建筑鳞次栉比,成为一座名扬中外的现代化国际城市。
鲁义朗对日本人崇拜的五体投地,把日本当成大连和大连人的希望和救星。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向满洲国租借关东州,达成新的租借协议,将满铁附属地行政权交给伪满洲国,保留关东州于名义上独立于满洲国之外。
鲁义朗把名字改为鲁一次郎,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是日本关东洲人。他加入日本特务组织,发明“白票电话”,为破获抗日放火团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土肥原贤二麾下一名具有多重身份的间谍。他以律师身份为掩护,要在法理上,将“关东洲”变成日本国土的一部分。他以董希录在“关东洲”埋地角石这一案例,作为将“关东洲”纳入日本版图的法理依据。他说:“这不是普通民事纠纷,而是关系到关东洲的管辖权属问题。”复县警察局抵制:“此案和关东洲没有任何关联,我们维持原判放人。”鲁一次郎辩称:“董希录在关东洲等地埋过大量地角石,根据有关具体法律条款,已经侵犯了日本国法律。关东洲,已经是事实上的日本国国土。”复县警察局反问:“满洲国包不包含关东州?”
鲁一次朗强词夺理倒打一耙:“满洲国的领土范围只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不包含关东州。复县警察局不但无权判案,还有包庇反满抗日分子之嫌疑。”复县警察局据理力争:“根据《日满议定书》有关条款,关东州主权归满洲国所有,这又怎么解释?”鲁一次郎说:“满洲国承认清朝将旅顺和大连租借给日本的条约,故关东州继续由日本管辖,不属于满洲国行政区划。案犯董希录在关东洲境内埋下地角石,不仅侵占日本国租界地,也侵占了满洲国领土,是罪上加罪。”复县警察局反驳:“日本把望海楼修到复县,算不算把地角石挪到别人国家?日本侵占董希录的土地,他为什么不能到关东洲埋地角石?日本派遣开拓团二十多户一百多口人,占领西蓝旗土地种水稻,是不是侵占中国土地?”鲁一次郎这才亮出真实身份,把董希录押往大连,关进旅顺监狱。
爷爷不知是死是活,奶奶只得听天由命。太爷得知大儿子被关进旅顺大狱,说:“当亡国奴就是呆在尿壶里。”那天,太奶和奶奶从街上园子里摘茄子、芸豆。太爷手拿杀猪刀,从屋子里爬到院子中间,一头气没上来憋死了。
太爷死后,爷爷仍没有下落。不知什么时候,董千溪又搬回小西山。瞎董万空几次去复州城打听,都没得到爷爷的消息。奶奶做出决定,把沙岗后的土地全部退还给几家人。几家人表示:董希录为国家挪地角石,我们宾服。国家亏欠他我们不能亏欠他。他们按满洲国地价,每垧土地六十张老头票,凑了六千张买下土地。奶奶留下一千张老头票,准备去复州城,找人去旅顺把爷爷赎回来。
临行之前,奶奶把五千张老头票交给太奶。太奶把老头票装在一只扁匣内,藏在里屋苞米囤子里。奶奶离开的那天半夜三更,太奶屋里的窗户纸,伸进几把三棱刺刀。有人在外面低声吆喝:“把六千张老头票拿出来,少一张点你全家人天灯……”太奶怀老爷时,想让他成个俊孩,提前取小名叫“胎俊”。
太奶知道来胡子了,忙喊老爷小名:“胎俊!快拿匣子!”太奶破财消灾,让老爷把装钱的扁匣扔给胡子。白海葵把“胎俊”听成“太君”,以为西北地住进了日本太君,拿匣子枪呢。胡子们被吓的魂飞魄散,屁滚尿流逃走了。老爷赶紧把扁匣拿到门口,放在门外关上门,以为胡子们躲在暗处。天亮后,太奶开门出去,只见杂牌武器扔了满地,扁匣仍放在门外,里面的老头票一张不少。太奶歪仍以为胡子耍花招,几天之后,才将那些武器埋在后园杏树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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