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家没了顶梁柱，奶奶再刚强有主意，也束手无策塌了天。奶奶求老天爷、土地佬、王母娘娘，求她的两个老对手狐仙和黄仙，都是临时抱佛脚。太奶缝了小人用针扎透胸口，晚上挂在西头子小庙前旗杆上。她把小人缝的人不人鬼不鬼，一看就知道咒谁。太爷咳嗽哮喘“霍霍”磨刀，准备去复州城劫狱。
瞎董万空和董虎头、董虎尾、董万开一大群人，去复州城为爷爷做保。复县警察局答复：“董希录是和邻居家因地界发生恩怨，属于民事纠纷。况且是在自己国家地面上，和日本国土没有任何关系，中国人的事情自己能解决。”
当然，中国人向着中国人，复县人向着复县人。董希录犯的不是死罪，顶多过几次堂，关几天放回来。瞎董万空他们回来一说，奶奶放心了。
那天，复县警察局准备放人，从大连来了个叫鲁义朗的日本法官。他看过卷宗之后，说：“复县警察局没有权力放人，这个案子我亲自审理。”
鲁义朗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和刘雨田、张本正一样，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效劳。他毕业于日本东京法律大学，回国后，在一家日本律师事务所当律师。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鲁义朗的家乡旅大，更是一部屈辱史和血
泪史。日本花费二十年时间，把大连建成东北亚的门户港口，在城内修建成
放射状道路，西洋建筑鳞次栉比，成为一座名扬中外的现代化国际城市。
鲁义朗对日本人崇拜的五体投地，把日本当成大连和大连人的希望和救星。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向满洲国租借关东州，达成新的租借协议，将满铁附属地行政权交给伪满洲国，保留关东州于名义上独立于满洲国之外。
鲁义朗把名字改为鲁一次郎，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是日本关东洲人。他加入日本特务组织，发明“白票电话”，为破获抗日放火团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土肥原贤二麾下一名具有多重身份的间谍。他以律师身份为掩护，要在法理上，将“关东洲”变成日本国土的一部分。他以董希录在“关东洲”埋地角石这一案例，作为将“关东洲”纳入日本版图的法理依据。他说：“这不是普通民事纠纷，而是关系到关东洲的管辖权属问题。”复县警察局抵制：“此案和关东洲没有任何关联，我们维持原判放人。”鲁一次郎辩称：“董希录在关东洲等地埋过大量地角石，根据有关具体法律条款，已经侵犯了日本国法律。关东洲，已经是事实上的日本国国土。”复县警察局反问：“满洲国包不包含关东州？”
鲁一次朗强词夺理倒打一耙：“满洲国的领土范围只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不包含关东州。复县警察局不但无权判案，还有包庇反满抗日分子之嫌疑。”复县警察局据理力争：“根据《日满议定书》有关条款，关东州主权归满洲国所有，这又怎么解释？”鲁一次郎说：“满洲国承认清朝将旅顺和大连租借给日本的条约，故关东州继续由日本管辖，不属于满洲国行政区划。案犯董希录在关东洲境内埋下地角石，不仅侵占日本国租界地，也侵占了满洲国领土，是罪上加罪。”复县警察局反驳：“日本把望海楼修到复县，算不算把地角石挪到别人国家？日本侵占董希录的土地，他为什么不能到关东洲埋地角石？日本派遣开拓团二十多户一百多口人，占领西蓝旗土地种水稻，是不是侵占中国土地？”鲁一次郎这才亮出真实身份，把董希录押往大连，关进旅顺监狱。
爷爷不知是死是活，奶奶只得听天由命。太爷得知大儿子被关进旅顺大狱，说：“当亡国奴就是呆在尿壶里。”那天，太奶和奶奶从街上园子里摘茄子、芸豆。太爷手拿杀猪刀，从屋子里爬到院子中间，一头气没上来憋死了。
太爷死后，爷爷仍没有下落。不知什么时候，董千溪又搬回小西山。瞎董万空几次去复州城打听，都没得到爷爷的消息。奶奶做出决定，把沙岗后的土地全部退还给几家人。几家人表示：董希录为国家挪地角石，我们宾服。国家亏欠他我们不能亏欠他。他们按满洲国地价，每垧土地六十张老头票，凑了六千张买下土地。奶奶留下一千张老头票，准备去复州城，找人去旅顺把爷爷赎回来。
临行之前，奶奶把五千张老头票交给太奶。太奶把老头票装在一只扁匣内，藏在里屋苞米囤子里。奶奶离开的那天半夜三更，太奶屋里的窗户纸，伸进几把三棱刺刀。有人在外面低声吆喝：“把六千张老头票拿出来，少一张点你全家人天灯……”太奶怀老爷时，想让他成个俊孩，提前取小名叫“胎俊”。
太奶知道来胡子了，忙喊老爷小名：“胎俊！快拿匣子！”太奶破财消灾，让老爷把装钱的扁匣扔给胡子。白海葵把“胎俊”听成“太君”，以为西北地住进了日本太君，拿匣子枪呢。胡子们被吓的魂飞魄散，屁滚尿流逃走了。老爷赶紧把扁匣拿到门口，放在门外关上门，以为胡子们躲在暗处。天亮后，太奶开门出去，只见杂牌武器扔了满地，扁匣仍放在门外，里面的老头票一张不少。太奶歪仍以为胡子耍花招，几天之后，才将那些武器埋在后园杏树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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