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从背后打来，死无对证，父亲说不清道不白。为土匪传递情报的“大包”，事发前畏罪自杀。没人去找“那啥玩意”、周德龙、安振玉为父亲作证。
北满地区的股匪基本肃清。我军进行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夏、秋、冬攻势以及辽沈决战等重要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
哪怕王青山、孟继能起死回生，也时过境迁。土匪内线、司令部作战参谋裘文成，已经提升为锄奸科科长，是“董云程专案组”组长，更让父亲绝望。他人身自由被限制，无法向上级反映情况。害怕夜长梦多，裘文成打了《立即处决叛徒董云程》的报告。部队准备南下，正在动员阶段，遂批准了处决报告。
原抗联领导知道情况后，指示：“我抗联战士能活到今天，个个都是英雄。特战旅的将士更是英雄中的豪杰，豪杰中的好汉。一个能把麻生太郎大卸八块的人，能看得起土匪谢文东、做他内线？你们狗眼看人低！在事情没彻底调查清楚之前，不准对董云程同志有任何伤害体罚之行为，谁枪毙他我就枪毙谁！”
军中无戏言，否则，父亲早就去“四十三军”见贾振天了。
父亲被关押在小号里，白天晚上有专人看守，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
那天，父亲又被提审。这次没审问他所谓的投敌叛变经过，宣读被开除党籍军籍的决定。父亲坚决不在“决定”上签字，提出两个条件，要么还自己清白，要么立刻枪毙，绝不离开部队。经过几番周折，保卫部门决定，让父亲去军马场养马。他在一个班全副武装士兵的押送下，骑马去了军马场。
一九四六年八月，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校校长朱瑞，在哈尔滨接见郑新潮时说：“马与炮不可分割，纵览中外炮兵发展史，军马是炮兵不可缺的组成部分。”日军投降之后，在牡丹江沿线丢弃了大量的重型火炮武器，我军接收后缺乏马匹无法运出来等诸多因素，一九四七年二月，经朱瑞批准、炮兵党委决定，由原延安炮兵学校教员郑新潮等创建牡丹江军马场。该军马场隶属于东北军区炮校，任命郑新潮为场长，副场长暂时缺位。东北炮校的教员郑新潮、邵清廉等在牡丹江谢家沟日本兵营的废墟上，建立了全军第一个军马场。
随着时局变化，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又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结束后，第四野战军组成先遣兵团南下，踏上解放全中国的征程。父亲所在部队经过多次改编，彻底打破原来的建制。
军马场里，父亲胡子拉茬蓬头垢面，弯弯腿勾勾腰，油腻腻的衣裳沾一层草屑和马粪。他没事蹲在马厩旁边抽旱烟，“嘿嘿”笑，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
他二十岁出头像个小老头，不管四十多岁的伙夫还是刚入伍的新兵，都叫他“老董头”。他从不解释，叫什么答应什么。有人问他多大岁数了，他随口说六十八岁，也没有人怀疑。他一双眼睛里充满杀机，一眼能看出此人非兵既匪。他兢兢业业地养军马、清马厩、打羊草、为马削蹄子挂掌，医治各种马疾，像当了大半辈子马夫。他骑术精湛，什么样的烈马都能驯服。他尤其枪法精准，在飞驰的马背上打狍子黄羊，枪枪不空。老董头不兵不民不匪，大家认为，他肯定当了一辈子土匪炮头。父亲坚信部队一定为他平反，重返军营是他的最大渴望。
那天，父亲放马刚回来，场长郑新潮亲自找他谈话。郑新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事业的早期建设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马事业的创始人。他抗战时期考入黄埔军校炮科，亲历黄埔学潮，面见蒋介石因强谏抗战未果，奔赴延安，与毛泽东和朱德座谈关于八路军的炮兵学校创建问题。他任延安抗大首席炮兵教官，创建延安炮校、宣化炮校、沈阳炮校、东北民主联军炮校、朱瑞炮兵学校等。他是八路军炮兵专家、军马行家，文人中的军人，军人中的文人，是令人尊敬的老革命。他比父亲年长十三岁，笑着对父亲说：“老董头，你有喜事了。”
父亲心里“咯噔”一声，以为季淑清带孩子找他来了。部队已经查清关于董云程同志的所谓叛变革命的问题，实属敌特与内奸相互勾结与陷害之结果。郑厂长对他在军马场的表现予以充分肯定，说他是个对党和革命事业绝对忠诚的好同志，并写了鉴定。此时，两个原部队干部骑马赶到，当即宣布为他平反。
父亲激动不已：“我可盼到这一天了！我可盼到这一天了！”父亲和军马场的同志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大家特意打了几只狍子，摆酒为他送行。父亲喝了许多酒，这才披露自己的曲折经历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大家恍然大悟，“老董头”不是养马行家，也不是土匪炮头，而是一位历经枪林弹雨，阅历丰富、资历深的老革命。尤其“老董头”是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更让人惊奇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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