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练空翻不会打踺子，只靠原地弹跳，翻的高但是翻不连。大西山青年点一个知青教我打踺子，被我打成了侧手翻借不上力，还不算真正的空翻。
我憋了一口气，助跑几步打了个标准的踺子，双脚着地身体朝后起跳、腾空、团身。我不知道自己跳起多高，只觉得沙坑猛地向下一沉变成一座深坑，在脚底下翻了个个。我身体被弹到半空，轻飘飘悄无声息地落进沙坑。
以前我都在沙岗子上翻，不敢在平地上翻。这个成功的空翻让我信心倍增，毅然离开沙坑来到操场上，翻的又高又连。我连续不断地翻跟头，操场也在我身下连续不断翻转。直到翻晕了我才停下来，磨磨蹭蹭不走，在等待什么。
可惜的是，大礼堂在两排瓦房后面，罗老师看不见。我沮丧地背上书包刚要离开，罗老师从墙角跑过来。他一把抓住我的手，问我的班级和名字，带我去大礼堂。同学们以为我又破坏别的道具，全停下来，鄙夷而又愤怒地看着我。
罗老师说：“他叫董太锋，会空翻。你已经是宣传队成员了，放学后到排练室参加排练。你没在宣传队呆过，还得从头学起，好好熟悉舞台，多跟李忠成练习基本功，准备扮演叶排长。你还得当师傅，教其他同学练习翻墙。”
罗老师让我到舞台上表演翻跟头，劈叉、下腰，博得一阵热烈掌声。我头一回得到别人赞赏，和做梦一样，激动得又想哭又想笑又想跳。
罗老师见我热爱宣传队，像有点功夫，一直站在墙角后面观察。我终于成为二十五中学文艺宣传队的一员，见到了改变命运的第一缕曙光。我的数学一直不好，像贫瘠的土地不断沙化，蔓延到中学更差。好在我读书多知识面广，在小学还担任过班级学习委员。上中学之后，虽然我的数理化仍不及格，仍担任班级学习委员。班级团支部副书记王殿富和我一样，学习成绩一般。
他每天维护班级纪律，放学后做半个小时总结。我语文突出，作文经常被登在学校黑板报上。“畅游冷水翻热浪”是我的名句，全学校同学都知道。
我为了“农转非”加入宣传队，彻底放弃数理化，全身心投入排练。
到了宣传队才真相大白，和外面传说的种种传奇截然相反。
各种道具整整齐齐地摆满排练室，都是同学们亲手制作，没花一分钱。看上去标准统一，做工各有千秋。有的枪胖有的枪瘦，有的枪托直有的枪筒弯。
因为涂着相同颜色，再加上演员们表演精彩，看起来别无二致。
乐器更不可想像，甚至有的同学自带乐器。用大鼓做音箱、废弃大秤杆做琴杆的巨大胡琴，不伦不类还不如我做的“翻子”。要不是一面鼓皮镂成五角星，染成红色，就是一把货真价实的大粪勺子。这把离奇古怪的乐器，参加过大连市举办的“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革命文艺活动”展览，被评为全市“十大自制乐器”之一，称作“大贝斯”。军装上的红领章和红帽徽，是同学们用语录本的本皮剪成，用大头针别在衣领和帽子上，被灯光一照鲜红耀眼。绑腿更简单，在两块布上描几道横纹，钉几个挂钩固定在小腿上。
正式排练革命现代《沙家浜》，学校和联合厂联系，到公社武装部借了支真枪比照，用车床车了十几支木头驳壳枪，宣传队有了“制式武器”。
同学们用纸壳子糊成枪盒，染成暗红色晒干，刷一层亮油。将染成暗红色的花其布缝在袼褙条上，刷一层亮油做成枪背带，所有道具都是自己制作。
宣传队演员也良莠不齐，什么状况都有。
除了扮演阿庆嫂的徐梦莹父亲是公社会计，扮演郭建光的李世友父亲是道班工人，还有三个下放户子女，其他同学都和我一样，出身于农村贫困家庭。演出服装都由自己解决，有的同学用过年卖猪肉的钱，有的同学用给妈妈治病的钱，有的同学用姐姐订婚彩礼的钱，有同学的借为爷爷办丧事、在丧服里挤出来。
吴红良患有严重的气管炎，晚上睡觉被憋得“嗷嗷”叫唤，比“老干乱”还严重，在永宁城街里都能听见。他练翻墙经常摔背了气，缓过来再翻。杨玉林患有关节炎，每当临时演出，他都走几十里地，到同学家里通知。侯登祥家里缺粮，经常不带午饭，饿成虚肿，老师还督促他减重。给宣传队同学集体“农转非”更是子虚乌有，大家吃苦遭罪花钱，只为让青春之花尽情绽放。
着名双管演奏家刁登科，是土生土长的永宁平家人。他参军后加入部队文工团，毛主席、周恩来、叶剑英等国家领导人多次观看他的演奏。他在《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剧组担任民乐队队长，用双管独奏名曲《江河水》，留下千古绝唱。胡传魁和刁德一、卫生小王的扮演者，都来自平家。双岔沟大队是永宁地区的艺术之乡，土生土长的郭兆全在大连杂技团弹三弦，表演魔术。他一表人才，在舞台上光彩照人。和他同一大队的牛德厚身材瘦小、奇丑无比，有语言天赋，罗老师封他“台词训练大师”，阿庆嫂的念白都由他一句句示范。他会表演，负责舞美。他将刘副官演成滑稽的小丑形象，一出场让观众们捧腹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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